城乡关系变动与乡村工业变迁——以近代天津与高阳织布业的发展为例

近代以来,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新型关系。乡村在以农业资源支持城市发展的同时,城市也在以不同的方式促成了乡村的变迁。高阳织布业依靠天津提供的技术和棉纱,实现了"技术革命"和"原料革命",依靠天津提供的市场与金融服务构建起产销体系,而得以兴盛和发展。这表明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以及城乡间产业结构的重塑是乡村工业变迁的动力所在。从城乡关系变动的角度思考近代乡村工业的变迁,探索其内在逻辑,对当今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生存的抗争:劳资纠纷视阈下民国前期天津手工工人的集体行动

在生存压力之下,工人往往会采取罢工等多种形式的集体行动。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资纠纷中天津手工工人的集体行动呈现出一定的趋势性变化。类型上由前摄型为主向反抗型为主过渡;集体行动的依赖资源随着政党力量的渗透,由传统乡土社会资源向现代工会组织资源转变;集体行动的化解由以传统"和衷共济"精神为内核、雇主组织和私人参与的社会调解向以"劳资合作"为理念的党政调解演进。这些趋势性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变动有关,也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成为民国前期天津政治生态的重要部分。

低度工业化与城市传统手工业变迁:以近代济南为例

在近代济南"低度工业化"局面下,城市传统手工业依靠"低度工业化"提供的发展空间和条件,依据工业化的结构来调整行业结构和生产结构,与现代工业形成产业互补关系,寻找生存空间,并且注意吸收工业化所提供的优势资源,来改变自身的相对落后性,经历了技术上的现代性转变,逐渐向机器工业过渡。在工业化的多重刺激下,城市传统手工业实现了对传统的突破,适应与创新是其生存之道。这体现了近代城市手工业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不能用保守与落后概而论之。城市传统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反过来对近代工业化的推进产生了积极作用。现代化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手工业所提供的资源。在一定的地理与市场空间下,传统手工业与现代工业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与互补关系。

试论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建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创建的第一家银行,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开端。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建有其必要性、可能性。在其创办过程中遭到外国资本主义、本国顽固派乃至洋务派内部的阻挠,但盛宣怀突破重重阻力,为银行的创办发挥了关键作用。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具有重要意义,它的艰难创办历程也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从行会到同业公会:济南近代手工业行业组织的演变

从传统行会向同业公会过渡是近代中国行业组织的演变趋势。20世纪初以来随着济南手工业的变迁,济南手工业的行业组织由传统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逐渐向近代的同业公会组织演变,但其行业管理的职能并未确立起来。济南手工业行业组织的变迁表明行业组织的近代演变受到诸多传统因素的制约。

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在延续以往研究领域的同时,开辟了新领域,更加重视微观实证研究,探讨战争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实态,体现了研究视角的下移和范式的转换,这是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的未来趋势。

知中国 服务中国——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经济调查述论

南开经济研究所同人以促进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国化为调查宗旨,本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各地区广泛开展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主题调查。在调查中充分利用传统社会关系和现代调查方法,并采用个人研究的调查方式,开风气之先。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社会经济调查持续时间之长、调查区域和调查主题之广在当时中国的社会调查中很少见。它从调查入手,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初步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形成了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南开学派',并对当今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历史启示

坚持独立自主,从我国实际的国情出发,探索适合国情的正确道路,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196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这次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增进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为党的政策调整提供了依据。这一历史史实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开展调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国计与民生:抗战前民国政府的棉布税收减免政策

棉织业作为中国的一项传统工业,近代以来遭遇了西方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冲击,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为救济和推动棉织业发展,民国政府采取了系列措施,减免税收即为其一。对于旧式土布,北洋政府按照土布常关税则办理海关出口税,并免征复进口半税,还免除了五十里内常关税和内地税厘。南京国民政府的税收减免政策更为彻底,将土布出口税、五十里内外常关税及其附征内地税和其他内地征收之税厘完全免除,此外还免除了土布制造业和贩卖业的营业税。对于洋式棉布,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均规定洋式棉布运销外洋,免纳一切税厘;运销国内,由第一关征收正税一道,沿途概免重征。税收减免政策有利于棉织业的发展,这一政策的背后折射出政商两界关于国计与民生统筹兼顾的考量。

传统经验与当代实践:二十世纪中国的乡村工业变迁——读顾琳教授《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的增长,让世界瞩目。而乡村工业的发展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如何看待及理解当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增长,是一个富有趣味性的话题。目前关于当代乡村工业的著述已经很多,但多以1978年的经济改革政策为研究的出发点,很少有学者把当代乡村工业的增长与传统中国的乡村工业的经营实践相联系。日本上智大学教授顾琳的《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则是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的发展实业举措——以山东为例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在山东表现得尤为明显。清末民初,山东地方政府采取创办工艺传习机构、促进产品改良、开埠通商、提倡实业、倡用国货等种种措施,有力推动了山东经济的近代变迁,但也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对日后山东经济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诬蔑与辩正:“支那”称谓之源流考论

"支那"作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指称,是一种尊称。然而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势衰微,屡遭列强欺凌,日本一些"居心叵测"之徒将"支那"一词贬义化,用来蔑称中国。来自东瀛的蔑视,激起了中国官民的极大愤慨,并予以坚决回击。时至今日,"支那"虽已成为死语,但仍有日本人不时使用,对此我们应当保持警惕。同时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用和平崛起的不争事实来回应诬蔑。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及其著作在日中两国的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及其著作先后在日本和中国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传播的中,日本逐渐正确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准则,展开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而日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著作的介绍、研究、翻译,则深刻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日本成为中国引介马克思主义的桥梁。

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节奏:南开经济学人的城市工业调查与研究

近代中国关于城市工业的系统调查比较少见。南开经济学人倡导"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为促进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较早从学理的角度对天津城市工业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研究,提出了具有本土特性的工业化理论,推动了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南开经济学人的城市工业调查开近代中国经济学实证研究之先河,对南开经济学人的学术思想亦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留美经济学人本土化进程的重要节点。

市场冲击下的制度变异:20世纪初天津手工业的学徒潜逃及行业应对

20世纪初期,近代天津手工业中发生的学徒潜逃现象比较普遍。近代市场冲击下学徒制度的异变是这一现象产生的制度性因素,其直接原因则大体可分为利益驱使和躲避风险两类。学徒的大量外逃,给天津手工业带来了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面对学徒潜逃,天津手工业界主动采取措施,但效果并不显著。传统的对学徒的制度性约束渐趋失效,而公权力对学徒潜逃及追责的态度却十分的谨慎。学徒潜逃折射出近代市场经济冲击下学徒制度在传统习惯与国家法律或权力夹缝之中的窘态。

百年审视与反思:近两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进展

以辛亥革命百年为契机,近两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不仅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而且出版了一批辛亥革命史史料和著作。学术界对革命与改革的关系、辛亥革命的功败与意义、辛亥革命的性质等以往分歧问题展开了进一步探讨,同时开辟了辛亥革命的记忆史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并总结了百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得失,提出要以"超越"的心态、整体史的眼光、社会史的视野开展辛亥革命史研究。总结近两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展,对于深入开展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