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的回顾与思考

近年来,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运用于历史课程教学已经成为一种教学常态,在个性化的教学实践中,学界对其必要性、可行性、价值、原则、方法与途径等共性问题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与研究,但如何以课程目标为据、以课程体系为载体、因地制宜地、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如何才能处理好中国近现代史核心课程资源与辅助课程资源的关系,其实效性该如何评估等,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地方史资源运用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几个问题

文章针对部分地方史资源运用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可行性，即能够使这一课程的功能得以更加有效地发挥，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指出了主观应用应注意事的事项和要求，即开发与利用地方史资源不宜过度同时，教师运用地方史资源时必须进行筛选，对此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抗战时期滇南防守的地位与作用

1940年9月前后,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滇南国境骤然告急,中国旋即调集军队在滇南设防。在滇南各民族的协力支持下,滇南防守阻止了日军由滇南直入昆明、动摇我抗战大后方之企图,起了支援滇西抗战,维系滇缅路这一“抗战输血管”的作用,从而有利地支援了全民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探析——以云南为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内容与中学历史教材内容存在过多重复,解决这一问题,教师除了注意了解把握两者的重复情况、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衔接、在中学历史教材内容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拓展《纲要》教材内容等外,还可以依据教材体例,充分开发、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但开发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需注意适度性、一致性、政治性、情感性、适应性等原则。

滇桂黔边纵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途径方式研究

滇桂黔边党组织通过建立农村据点,加强干部队伍尤其是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依托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借助各种各样的形式,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滇桂黔边纵队创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方式,可以给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也谈陶希圣与“和平运动”

由于“恐共”、“低调”,陶希圣参与了日、汪“和平运动”。然而,当日汪正在筹组“和平政府”的关键时刻,陶却离汪而去。陶希圣“反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原因,是日汪“和平运动”真相大白的结果。

滇桂黔边纵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举措及成效

文章考察了滇桂黔边纵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分析了滇桂黔边纵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多种举措及其显著成效,为我们今天在多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滇桂黔边纵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经验及现实启示

滇桂黔边纵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实践,从历史的层面为我们今天在多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相应的启示: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必须采用群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广大党员、党员干部、先进知识分子应当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坚力量,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必须建立在广大群众利益需要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传播保证,要高度重视扎根基层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组织机构,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教育需注重其特殊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改革的几点思考

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形式存在缺陷,其改革已势在必行。而基于实际调研及理论分析,对其改革的原则及具体措施进行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

高宗武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充当的角色问题辨析

抗战初期,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暗中从事和平交涉,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他没有欺骗或背叛蒋介石,也没有诱使汪精卫上钩,让汪跳火坑,更不是“双料间谍”;他无意做汪精卫的代理人,却被日、汪利用;在日、汪“和平运动”中,他仍然企图实现蒋、日“和平”;脱离汪精卫,是其从事“和平交涉”的主观出发点与日、汪“和平运动”的进展相矛盾的必然结果。

试析汪精卫1939年东京之行

由于在西南地区建立“和平政府”已成泡影,加之日本方面已私自更改了日、汪间的协议,使汪精卫急于东渡日本。在东京,日本政府对汪在沦陷区建立“中央政府”表示支持,然而,这一“中央政府”已注定将要支离破碎,并将成为一个傀儡政府。

毛泽东、刘少奇反腐败制度建设思想及实践

毛泽东、刘少奇反腐制度建设思想及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一笔财富 ,对于今天我们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汪伪政权“国旗”风波

本文论述了日、汪“和平运动”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汪伪政权的“国旗”问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和平运动”的实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讲解——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实践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组织、力量聚合、战略指导、战略布局等问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抗击牵制了侵华日军的绝大部分兵力,成为全民抗战的主战场。因此,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云南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历史地位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历来只能充当配角。然而。在中国革命史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云南却爆发出强劲的历史推动力,成为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省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代以来云南生态环境变迁及其社会动因研究

近现代云南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中国西部社会进化与环境变迁剧烈互动的典型个案。此时期云南高原除森林、动植物、气候发生明显变迁外,各种现代型污染及生态、灾害问题等均日趋严重。传统经济模式的延续、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影响、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的结合与驱动等,最终都作用于大地与生态,导致其发生显著的或潜在的改变,成为隐现于生态环境背后的深层的幕景。寻溯环境变迁的社会动因,是今人应担的责任。环境政治学研究,也将成为环境史重要的新切入点之一。

中国军队在越北处置日俘日侨事宜的历史考察及反思

对越北地区日俘日侨的集中、管理、教育、征用及遣返，呈现了战后“跨国受降”的特质。在该区，中国政府及派遣军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仁爱宽大的形象、践行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处理重大国际事务的能力。但是，与国内其他受降区的对日受降一样，因对日俘日侨过分宽容、教育时间短，未能使其对战争罪行进行认真反思，也未能使其很好地受到和平反战思想的教育，故对当今中日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也谈汪精卫叛逃与龙云

龙云出身于云南昭通一位彝族的土司家庭.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以后在滇军中历任重要职务,在孙中山先生影响下,参加过讨袁、护法战争,并响应北伐.在革命失败后,龙云曾任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对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曾有贡献.龙云先生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于1948年在香港参加革命,1949年从香港到北京.建国以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2年6月27日在北京逝世.龙云先生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习仲勋在“民革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著名民主人士爱国将领龙云诞生一百周年”的讲话),这是对龙云最中肯的评价.但龙云的一生经历了我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的大变革时期,至今仍有一与龙云有关联的历史事件,影响着人们对龙云的看法,即: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时是经云南昆明飞往越南河内的.史家们在研究这一事件时,有人以为“龙云对汪精卫叛逃一事事前是完全清楚的”、汪的出逃得到龙云的保证;也有人认为,龙云当时对汪精卫的计划究竟知道多少,“非局外人所知”.为有助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一历史事件中的龙云,作者试图从另一角度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汪精卫与“重光堂会谈”

日、汪“重光堂会谈”具体谋划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国行动计划,是汪精卫集团叛离重庆的关键。《汪精卫评传》一书引用抗战胜利后周佛海受审时的交待——《简单的自白》,认为:汪精卫事先并不知道这次会谈,是高宗武、梅思平擅自与日本人秘密举行的。汪精卫在得到这次会谈签订的密约后,经过一定的思想斗争,终于还是叛离了重庆。类似的观点也常出现在其他史学工作者的论述中。持这种说法的论者所忽视的是:周佛海受审时的交待,多半是他为自己汉奸行径作辩护、希望军事法庭开释他的辩词,有关“重光堂会谈”的交待,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