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公路对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影响

城市道路的发展是城市空间发展的根本动力,基于2001—2019年LandScan高分辨率全球人口分布数据构建了多组多中心空间结构指标,并利用历史交通路线、规划路线等工具变量,系统识别了高速公路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多中心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发展趋势,射线状或外围过境的高速公路能够提升外围地区的区位优势,通过集聚土地、开发区、企业和人口要素的途径来加速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这一结论在更换变量、限制样本、消除内生性、非线性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始终成立。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速公路对大城市和东部、南方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塑造作用更大;特别地,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本身越强,越有利于城市塑造出多中心空间结构,但也会弱化高速公路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塑造效应。

稳健中心的不变性

求望目设计的稳健中心是试验设计中的重要问题,但这是困难的,通常可能找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稳健中心,或只是局部的稳健中心。正交试验设计的稳健中心只有一个很好的性质即压缩变换下的不变性,这个性质可以用来验证稳健中心。

国债即期利率期限结构的推导

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揭示了国债利率同国债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描述了国债利率的动态变化,在经济上和金融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利用利率期限结构,可以对所有的固定收益证券进行定价,如大多数国债,甚至可以对期货合约进行定价(BrennanandSchwarts,1977)。由于利率期限结构的广泛应用,所以对它的推导早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但是适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并未找到。本文借鉴目前大多数资本市场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扩展Nelson-Siegel模型来推导中国国债利率的期限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对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20支国债进行估价,通过与实际数据比较,拟合效果良好。

跨越行政边界的都市区规划实践——纽约大都市区四次总体规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不同区域和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以行政区划为空间尺度进行的规划、管理、建设造成了行政壁垒、区域发展不平衡、多规不合一、区域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如何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空间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成为突破行政壁垒和解决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关键。较早经历城市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对具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区域进行跨界治理的问题。作为美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早在100多年前,郊区辽阔的空间、公共交通的改善和私家车的普及等使人口和产业由纽约市的市中心向其郊区和周边地区扩张,这些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超出了长久以来的行政边界,也超出了原有政府的治理能力。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的区域规划协会(RPA)从1929年开始制定针对由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构成的纽约都市区总体发展规划,其在跨越行政边界、破除行政壁垒并从区域总体层面进行城市规划管理的都市区建设方面积累了较多现实又不乏创新的经验。文章梳理了区域规划协会的组织架构以及其四次纽约都市区总体规划的背景、内容和实施,并对所得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进行总结。

全球城市提升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效能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土地极度稀缺条件下,如何对全球城市有限的土地和空间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利用,是全球城市普遍面临和关注的问题,这些城市也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效能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当前,中国城市特别是特大、超大、大中城市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类似西方国家城市的"摊大饼式"蔓延发展和去中心化现象,城市绿化面积减少、交通拥堵、土地开发利用绩效不高等问题突出。在此背景下,本文梳理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为代表的全球城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特点、发展阶段、基本情况以及主要经验,并与上海进行对比,旨在为中国城市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提供启示和借鉴。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演进:经验总结与发展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一体化发展机制有力地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从整体上来看,长三角区域目前形成了以实现全面对接为主要目标的政府协商机制、以促进市场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的经贸合作机制、以规范市场运行秩序为主要目标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以及以实现区域共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资源共享机制。然而现阶段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也面临利益协调与政策协调机制不健全、推进和保障机制不完善以及考核体系约束等多重挑战。在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为促进长三角区域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应当以市场机制建设为重点,积极推进新型城市合作机制建设,加快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现有一体化发展机制。

中国城市收缩如何影响了劳动力工资差异?--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和CHFS数据的分析

随着人口跨区域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区域平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中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识别了中国的收缩城市,即常住人口长期流失的城市,同时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之间劳动力工资的差异。研究发现:中国收缩城市劳动力平均工资低于非收缩城市33.08%。控制劳动力技能变量后,两类城市劳动力平均工资差异下降为19.84%,即劳动力技能差异约可以解释两类城市工资差异的2/5,这验证了低技能劳动力更容易在收缩城市集聚的假说。在增加控制城市产业结构、财政收支等宏观变量后,城市收缩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不显著,即没有证据显示城市收缩会因为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对劳动力工资水平产生负的影响。以上结论在东、中、西板块的城市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趋势较为一致。

高速公路建设与城市蔓延——基于微观土地利用栅格数据的研究

本文从“面积—密度—紧凑度”多维度刻画了2001—2016年中国城市蔓延的典型事实,并实证检验了高速公路建设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城镇化早期出现的城市建成区密度低、紧凑度低的蔓延现象正在被扭转。(2)高速公路建设抑制了城市蔓延,能够通过集聚效应和去中心化效应,引导城市以更加紧凑的形式进行空间扩张。(3)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速公路对规模更大、距中心城市更近的城市的影响更强。(4)进一步聚焦于土地栅格层面,证实了新增建成区土地沿着高速公路实现紧凑式发展的微观事实,与城市层面的结论相互验证。

大分散与小集聚: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业空间布局效应

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内的产业空间分布格局。通过考察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发现城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促进了产业的集聚,而且对资本集聚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工业产出集聚与就业人员集聚。机制检验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通过国内垂直分工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产业空间集聚。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市场的内部开放或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也可以促进产业空间集聚,并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国内市场内部开放程度在促进产业集聚上存在互补效应,但该互补效应主要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在金融危机之后由强变弱,而国内市场的内部开放在金融危机前后均对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更强。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力量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开始起主导作用。研究结论为中国当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产业空间的合理布局提供了新的依据,将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决策。

一种新的利用网络爬虫技术的土地价格指数编制方法

研究目标:目前有关中国土地价格指数的研究没有考虑不可观测特征的影响,本文给出一种可以控制不可观测特征的土地价格指数编制方法。研究方法:通过结合传统的特征价格模型和重复交易模型,提出固定地理单元并利用组内差分以控制地块不可观测特征,提出了一种新的土地价格指数编制方法。研究发现:以上海为例讨论了分类土地价格指数,研究发现从2008~2015年,上海同质住宅用地价格上升了359.92%,同质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价格的涨幅分别为101%和107%。研究创新: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收集微观土地交易数据,为指数的编制提供了数据基础。研究价值:该方法能够捕捉地块所在的特殊位置对于其价格的影响。

中国城市多中心空间战略的创新绩效研究——基于集聚经济与舒适度的视角

在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微观空间结构优化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本文采用LandScan数据与工业企业创新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多中心空间战略的创新绩效问题。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已经出现了多中心发展趋势,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够通过强化集聚经济效应和改善城市舒适度促进企业创新,而且完善的交通、不均等的多中心分布、次中心与主中心的邻近以及城市规模的提升均有利于强化多中心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城市工资溢价:群聚、禀赋和集聚经济效应——基于近邻匹配法的估计

本文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近邻匹配法对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劳动力工资溢价中的集聚经济、劳动力群聚和城市禀赋效应进行估计。结果发现集聚经济效应主要存在于300万人口以上的Ⅰ型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同时群聚效应和禀赋效应对这两类城市间的溢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在低规模等级的城市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工资溢价现象。经过稳健性和分样本检验,主要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集聚经济产生了显著的工资增长溢价。

开发区政策影响中国产业空间集聚吗——基于跨越行政边界的集聚视角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区域导向性政策对整体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开发区的优惠政策使得企业在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间转移,降低了产业整体空间的集聚程度。本文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度量产业空间集聚的DO指数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成为开发区目标行业显著抑制了该行业在整体空间上的集聚;开发区政策对产业空间集聚的抑制作用主要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体现;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越强,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开发区政策对产业空间集聚的抑制作用越明显,而对外贸易水平的提高会弱化开发区政策对产业空间集聚的抑制作用;开发区优惠政策降低企业开办成本从而导致外围地区企业数量增加是产业空间集聚程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开发区政策影响中国产业空间集聚

经济发展经验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均表明,创新、知识、信息和科技等经济活动依托于产业在空间上呈现的集聚特征,而这些活动集中所带来的学习、知识溢出和共享等是规模收益递增的来源。对近距离交流的需求使得现代经济活动更容易在某些地区集中,而集中所引致的生产率提升会进一步扩大集聚的规模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