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加减乘除”

"转型"几乎已经成为谈论余华及其作品的核心语码之一。余华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恰当的艺术抉择,并且目光精准、例不虚发。然而仅仅用"转"或"变"这样的词汇一言以蔽之,又难免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不妨重新回溯余华的文学起跑线,并以一种整体观看待余华不同时期的作品,以期在看似的"转型"和"蜕变"中,发现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和形式法则。

先锋作家的“出城”记——从《文城》看余华创作的再转型

翻阅余华的长篇新作《文城》,扑面而来的仍是熟悉的气息:叙事背景中依旧隐现着暴力、刑罚、罪恶、阴谋、死亡等交织成的艺术图景;叙事题旨上仍然牵涉着时空乱象的揭示与生存本相的追问,生命个体的悲苦命运、坚韧追寻与温情守望;叙事风格上再度延续着重复式的诗学、怪诞性的笔触和暴力化的美学。

余华、苏童比较谈

本文聚焦于先锋文学的两位主将余华和苏童,从他们的写作发生谈起,试图发掘他们在叙事母题、美学旨归和精神品格等方面的同中之异。如果说余华是一个残酷的温情者,那么苏童便是一个飞翔的俯瞰者。他们用属于自己的艺术个性印证着先锋文学的勃勃生气。

博尔赫斯的微笑——余华、格非比较谈

在先锋作家中,余华和格非同为"清醒的说梦者",以深刻的思想、玄奥的笔致和浓厚的历史哲学意蕴见称。在本文中,笔者将余华和格非放置于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从他们的叙事迷宫和语言创造谈起,继而对两者作品中的和精神主体和时代主题加以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位作家的创作立场以及写作姿态的同异。

“基督的血,门神的泪”——谈迟子建《烟火漫卷》的民族志尝试

"民族志叙事"是文学和人类学相互偏移而诞生的产物。具有民族志风格的文本往往以叙事为媒介,通过对某一社群、族群的结构、观念、生存哲学的探索,力图展现某种文化共同体的整体图景以及人类生存的深层况味。迟子建的《烟火漫卷》正是在传统叙事和历史钩沉中以时代考量生命,通过东北民俗的拟写、生活态度的复杂成因、城市建筑的历史隐喻及人物多重的民族身份等表达对东北民族志书写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