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缓刑适用偏差及其解决

我国未成年犯缓刑适用上无论在立法、司法解释还是在司法操作上都存在一定的偏差,这既与立法、司法解释的精神不符,也违反了国际公约的规定,还反映了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应该采取多种途径避免这一偏差。

国民习惯对制度正义的影响

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曾谈到城邦公民习惯对于政治制度具有决定作用,但国民习惯如何影响制度正义,学界尚未有明显结论。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制度内涵本身就包含着对人的习惯、尤其是社会人的习惯的考虑。国民具有地域性,并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从而形成国民习惯。制度的建立、运行及评价都需要考虑国民习惯,只有考虑国民习惯的制度才是正义的。

未成年犯缓刑扩大适用的障碍及其解决对策

依法对未成年犯扩大适用缓刑,是国际公约的要求,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但中国未成年缓刑扩大适用并未成为现实,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既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更与《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对未成年犯"尽量少用监禁"的要求相违背。未成年犯缓刑扩大适用的障碍存在于多个方面,本文通过剖析产生这一障碍的成因,提出解决的途径。

中美少年法庭改革比较研究

中国少年法庭近三十年改革历程,在机构配置、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理念更新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美国少年法庭改革经历了十九世纪末萌芽、二十世纪初逐渐推广、二十世纪中叶全面推广、二十世纪后期重大转型的历程,在新世纪实现了理念上的回归。中美少年法庭改革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但有一些不同之处。中国少年法庭的改革应当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并单独制定少年法,确立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独占管辖权原则,须尽快转变理念,加大制度创新力度,着力解决改革不平衡问题。

“政法一条龙”:回顾与反思

"政法一条龙"工作机制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经历了思想萌芽与制度初现、确立与发展、成熟与完善三个阶段。公检法司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政法一条龙"一直坚持的原则。本文在回顾"政法一条龙"历史的基础上,总结相关经验,反思其不足,进而提出完善建议。

刑事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时效冲突问题初探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刑事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89条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一审宣判前提起；没提起的，

刍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

反家庭暴力法专章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这是我国“借鉴国外民事保护令制度，总结部分地区人民法院人身安全保护试点经验”，而采取的最有力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措施，是该法的一大亮点。为深入研究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问题，笔者从立法规范的视角及我国的司法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期望能为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提供参考。

法律责任落地 反家暴法才能落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于今年3月1日实施,这意味着我国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采取的最新、最有力法律措施落地。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法律中最能体现国家强制力的是法律责任规定。从此意义上说,能否正确执行《反家暴法》第五章法律责任的规定,是决定《反家暴法》实施成败的关键因素。《反家暴法》第五章法律责任规定,包括4个方面：一是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法律责任;

用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探望权执行

徒法不足以自行,唯有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才能使法律的规定得到实施;国家强制力保障法律实施的最主要途径就是人民法院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对因探望权不能得以实现又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离婚父母来说,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是实现探望权利的最后救济方式。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民法院并未对探望权进行强制执行,这明显有别于其他类型案件。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除了因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有着严格的限制规定以外,还与探望权强制执行目的有关。

《“夺子之战”何时休》系列报道之五 抚养权执行难题如何解？

纳入家暴范围 宜用保护令 探望权、抚养权执行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婚姻家事案件难点所在。为何如此？除了立法上的缺陷即没有确立当事人承担子女交付的义务，司法中的相关裁判制度的不完善、当事人的肆无忌惮以及执行员的畏首畏尾是主要原因。而探望权、抚养权案件不能得以切实执行，不仅非常不利于亲子关系的修复，粗暴侵犯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

“为了孩子”不是家暴犯罪免责的理由

不久前，备受关注的南京虐童案终审定案，对养子实施严重家庭暴力的被告人李某被南京两级法院确定有罪并处以实刑，这标志着我国反家暴司法进程的加快。

“到案经过”的缺陷及其弥补

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侦查机关一般都会出具关于如何破获案件以及如何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材料，其中的“到案经过”是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如何到案的书面说明材料，也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自首量刑情节的重要材料。但“到案经过”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如何正确使用，却面临着很多难题。而如何采用“到案经过”，尤其是“到案经过”与被告人自首认定之间的具体规则，是处理每一个刑事案件时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