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制造业企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建立管理信息系统,缩短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锻造设备的远程故障诊断及其经济技术的研究

介绍了锻造生产线的生产特点,叙述了远程故障诊断的经济和技术的可能性,阐述了其应用的价值范围和发展趋势及其诊断系统的结构框架和应用的意义。

试论姚振宗《七略佚文》的误失

在诸家《七略》辑本中,姚振宗《七略佚文》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但也存在一些误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汉志》班固注整体上(极少数除外)作为佚文予以辑录,有所不当;二是某些具体的佚文辑录及书籍的还原处理等存在着明显的误失:将班固所自作之注作为《七略》之佚文予以辑录;对《汉志》所"省"之书籍的还原著录尚存未至之处;对有些书籍篇数的还原失于准确;个别书籍还原著录时的类别归属有误。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研究三题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之"小说"不是文体,也不具有任何文体学的意义,也不能被简单地称为诸子学说;其确切含义应为小的学说,且不具有实质的内容,只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对小说家的作品进行把握的一种泛称。小说家并不是一个学术流派,也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学术流派,而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小说家之所以杂乱,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其本身就杂;第二,具体到诸子略之一家的小说家,其中还著录有整个诸子略的"杂"书。"小说家"之所指不是稗官,"闾里小知者"只是对"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的另外一种称谓,并非是又一种类型的"小说家"。

《西京杂记》伪托刘歆作补论二则

关于《西京杂记》的作者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为刘歆所撰,葛洪所编集;其二,葛洪所编集,并托名于刘歆。文章赞同第二种观点,对之作了补论:一、葛洪《西京杂记跋》于理不通、疑点重重,不可作为论证《西京杂记》为刘歆撰的依据;二、"辨《尔雅》"条与刘歆的小学观相矛盾,也说明《西京杂记》当为托名于刘歆之所撰。

《汉书·艺文志》中的“错位”现象及其认识论意义

《汉书·艺文志》的某些大类或小类所著录的一些书籍与该大类或小类的立类原则或称名之间,以及某些类别的小类的层次之间等存在着"错位"。文章对之进行了考述,并指出了产生这种"错位"的原因及其认识论意义。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

《汉志》屈原赋之属的分类与著录是以屈原及楚辞为着眼点,以与屈原及楚辞有密切关系的作者为单位进行分类与著录;《汉志》(《七略》)出于数量上平衡的需要,将屈原赋之属之外的赋作分为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属,前者著录的是文辞较佳的赋作,后者著录的则是文辞不如前者的赋作。探讨屈原赋之属等赋分三类问题,应充分考虑到如下方面:其一,屈原赋之属与刘向所编《楚辞》之间的高度对应关系;其二,《汉志》(《七略》)的目录学特点;其三,汉人的赋作评价观。分类及著录时的"不严谨"及偶然性,以及刘歆包括班固在内的个人偏好,也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向《别录》”考辨--兼论引《别录》而以《汉志》代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向《别录》……《龙氏雅琴》百六篇"云云,其中的"向《别录》"可以理解为沈约据刘向《别录》引文。然"向《别录》"实为沈约以《汉志》而代《别录》,也就是在引用《别录》时以《汉志》而代替。文章对之进行了解析,并指出:古人引《别录》而以《汉志》代替并非孤立的个案,弄清这点对理解古人对于《别录》《七略》及《汉志》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别录》与《七略》的亡佚情况及其原因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史通》向、歆“续《史记》”解

刘向、刘歆没有真正地续写过《史记》,即无所谓的《续史记》。《史通》所云向、歆之"续《史记》"也并非指向、歆实有《续史记》,所指大致可以有两种考量。探讨《史通》向、歆"续《史记》"问题必须突破史体的限制,并注意到刘知几对向、歆之作"史"的性质的认定,否则就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汉书·艺文志》注注者补考及其史料来源探考

《汉书·艺文志》注可以确定为班固所为;从编撰《七略》的目的与功能上看,刘歆缺乏为《七略》所著录的书籍撰写说明或解题的必要性;基于刘向没有为相关书籍撰写"书录",或者虽撰有"书录"而仍有补充的前提,刘歆才会为相关书籍撰写说明或解题;以班固《汉志》注为据《七略》删减、改写而来不能成立;班固《汉志》注的史料来源,包括《别录》《七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等,班固当也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对相关书籍作了注释。弄清以上问题的意义在于:其一,可以进一步确定班固在《汉志》编撰中的地位,及其为古典目录的体式制定所做出的贡献;其二,对于《汉志》总序中所说的"今删其要"可以有新的理解,所"删其要"之对象,除了《七略》外,还当包括刘向《别录》在内;其三,对于班固为《汉志》作注释的用心也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汉书·艺文志》“东方朔二十篇”考辨

一、研究综述《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诸子略杂家类著录有'东方朔二十篇'一种,而且,关于东方朔的作品,全部的《汉志》只著录有这一种。然则,其一,这'二十篇'是不是东方朔全部的作品?其二,这'二十篇'究竟又是指哪些呢?学者们对之展开了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二十篇'就是东方朔的全部作品如徐宗文先生即持此论,至于'二十篇'具体之所包,则为:《公车上书》《谏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对》《上书陈计》《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封泰山》《责和氏璧》

古典“目录”名义的误读及其新解

对余嘉锡、姚名达、王重民等关于古典"目录"名义的研究进行回顾与辨析,认为所论均难以成立。以刘向"书录"为切入点,对"目录"一词进行新的解读,认为"目录"是"录目"也就是记录、抄录"目"而来,"录目"由动词而为名词即为"目录",具体又包括记录、抄录一书之"目"与群书之"目"两种情况;"书录"与"目录"均可简称为"录";在刘向、刘歆父子及班固的时代,"书录"与"目录"不可等同。

循环经济需要政府主导

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制度创新比技术更重要。

《七略·兵书略》“重复”考辨——兼“别出本”、“别裁本”及“单行本”辨微

《七略·兵书略》中著录的《伊尹》等与《诸子略》中的著录不可能是一书(本)而两著,前者是武帝时军政杨仆所整理的本子;后者则是成帝时收集而来的本子。杨仆整理本被著录于《兵录》中,任宏据《兵录》编撰《兵书略》。这些本子再被转录于《兵书略》中。《兵书略》中还著录有杨仆《兵录》之外的书籍;《诸子略》中著录的《伊尹》等篇,没有再交由任宏整理,而是仍然留在刘向那里,与相应著者另外的著作合编在一起,并被著录于《别录》中,再被刘歆著录于《七略》、《诸子略》中。"别出本"、"别裁本"、"单行本"等称名的名实之间存在着不符之处,本文对之也进行了辨析。

《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兼释“任昉、殷钧《四部目录》”

《隋书·经籍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并非是指梁代有五种目录著作,而是指梁代有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五部目录"并不针对《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而言,而是针对《七录序》中的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祖暅"术数书目录"而言——《隋志序》将此二者合并理解为一种目录,该目录也就成了"五部目录",其著作层面的指向则是《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梁代并无"五部目录",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理解为一种目录并不符合实际,而是出于对《七录序》与《古今书最》的误读;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只有四部,并不包括祖暅《术数书目录》在内,也不是缺少了《术数书目录》的不全本,《隋志》将其著录为"四部"目录无误;《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与《隋志》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不可等同;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对阮孝绪《七录》的部类划分等没有影响。

《汉书·艺文志·序》“每一书已……录而奏之”再考辨

《汉书·艺文志》班固注及颜师古注是探讨刘向有没有为每一部书都撰写"书录"的重要依据。班注和颜注不因书籍的有关信息较易考知、著者在书籍题名中为全称或者书籍著者为汉人而不做注释等原则和义例,可以证明刘向没有为每一种书籍都撰写"书录",并旁证刘向为《诗赋略》等所撰"书录"较少。进一步考察可知,刘向也没有为《中庸说》等多种书籍撰写"书录"。

关于《招魂》“王者之制”问题

“王者之制”是《招魂》招楚王魂说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长期以来 ,对于“王者之制”本身却缺乏必要的考察和论证 ,即有及之者 ,也多失于简单与轻率。就《招魂》本身而言 ,并不足以断其为“王者之制” ,所谓“王者之制”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想当然的主观之词 ,以“王者之制”为依据否定王逸成说显然是说不通的。

古典目录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张宗友《〈经义考〉研究》读后

《〈经义考〉研究》是古典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将《经义考》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作者还就一些目录学史和古典目录学理论问题发表了新的看法,有些问题的研究颇资借鉴。

蔡元培先生跋文一则

清陶方琦、姚振宗整理并补辑、徐友兰铸学斋抄录的《埤苍》、《广苍》抄本有蔡元培先生跋文一则,为《蔡元培全集》所未收,跋文是了解蔡元培先生在徐友兰家中校勘等学术活动的资料,对研究姚振宗的相关问题也颇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