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間“表”的形制、使用及變遷——兼論漢代的表墓風氣

本文对汉晋时期作为器物的“表”进行了系统考察，指出表具有标记、测量和旌表等多重用途，并重点论述了表在“标志”和“旌表”两种含义上的使用与演变。现存汉代“表”的实物显示出表在应用上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此外，与表功用相近的还有榀、碣、膀、神道、阙等，本文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亦进行了辨析。另一方面，受到上冢墓祭的影响，在表彰者与接受者的合力作用下，表墓的风习渐在汉代流行开来，助长了“表”的旌表意义。碑兴起後，由於表、碑在起源和功用上有着密切关联，碑逐渐成为旌表的主要载体，这使得表、碑在汉晋之际有趋於混同之势。但二者仍有差别。总之，汉晋时期的表处在其意义、形制和功用拓展的关键阶段，梳理这一演变过程对理解後世志墓器物的形制和使用亦有着重要参照意义。

论史书对“制诏某官”的删改与复原——以汉代为中心

“制诏某官”是秦汉魏晋皇帝诏书的常用起首语之一,尤以汉代行用时间最长,但史书在引录该时段的诏书时,经常会将“制诏某官”省改为“诏曰”“上曰”“下诏(书)曰”“皇帝曰”“制诏(曰)”等叙事用语,以致后人难以明确诏书原本使用的起首格式。针对上述问题,通过对汉代大量相关史例的比勘和分析,可以提出复原“制诏某官”的两种方法:一是史书中称引诏书使用的某些表述如“诏某官(曰)”“制诏(曰)”多数都是“制诏某官”的省写;二是利用史书记载汉代集议、察举与博问诏书的特定书写体例,可以推知诏书最初的下达对象,进而复原出“制诏某官”的本来面貌。这为考察秦晋间诏书的起首格式提供了更多例证,有助于推进对帝制时代早期王言的研究。

漢代詔書用簡長度及形制補議

根據現有材料可以確認漢代的璽書和罷免三公所用的策書長爲尺一,至於其他類别的皇帝文書的長度尚不明確,其中批答臣下奏請形成的詔書可能長爲一尺。漢代詔書的書寫載體除編聯的簡册外,使用牘板(版)的普遍程度亦不容小覷。根據嶽麓秦簡《卒令丙四》的記載,皇帝文書使用尺一牘應是秦代所立之制,由此看來,以往學者推測尺一詔成立於漢文帝初年以及尺一詔中多出的一寸是用來抬高“制”字的説法恐難成立。

黄霸始任颍川太守时间考

黄霸是宣帝朝有名的“良二千石”,后世多将其视为循吏的代表。按黄霸治民的成绩主要是在颍川太守任上取得的,但《汉书》关于黄霸始任颍川太守的时间,本传和《百官公卿表》中的说法却不一致,需要辨明。据《汉书·循吏·黄霸传》和《汉书·夏侯胜传》,本始四年(前70)夏黄霸因大赦出狱,后经夏侯胜口荐,宣帝擢霸为扬州刺史。本传随即言:“三岁,宣帝下诏曰:‘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

汉代典客、大行更名考

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改典客和大行官名。利用现存各种史料,可以确认典客和大行在更名前是并存的两官,这表明《史记》对此问题的记载属实。典客和大行在更名前应是统属关系。结合典客和大行各自官名的渊源与内涵以及更名发生的政治背景可知,"典客"这一官称因难以匹配当时王国在汉朝的政治定位而被废弃,"大行"则因具有礼书文献的依据和"尊天子"的政治寓意而胜出。同时,是次更名亦应视为文景时期朝臣要求汉廷约束诸侯以及完备天子之礼的产物。

黎元洪:革命的过客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卒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终年六十有五。在他不算短暂的人生中，多次经历和参与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局与事件。纵观其人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