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证书能否改善弱势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

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和农村户籍劳动力等弱势群体的歧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话题。在学历无法提供足够竞争力的市场状况下,考取资格证书可能帮助弱势劳动力进入高收入行业,提高工资。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数据,基于Biprobit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TEM),分析了各类劳动力获取资格证书的可能性,以及获得资格证书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变化和工资的上升水平。结果显示,虽然资格证书具有提高弱势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作用,但是对其他劳动力的工资提升幅度更大。考虑到前者获取资格证书更加困难,总体而言资格证书加重了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弱势地位。

经济全球化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影响,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自国内的收入差距问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发达国家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因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很难缩小,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还是发达国家国内的收入差距都会扩大。

住房改革、房价上涨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本文分析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1年、1993年和2004年、2006年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住房改革过程中,由于政策不统一、改革不稳步,住房的分配存在较大的差距和不公平。劳动者获得住房的产权形式不同,住房价值也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会影响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水平差异。改革后房地产市场上房价的过快增长又将这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论文强调不完善的、过快的住房市场化改革是造成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工资形成机制——来自各省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运用1993-2004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影响我国工资变化的主要因素。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工资与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以及失业率的联系在逐渐加强。但是工资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联系不充分，对失业率的反应滞后。各个地区的工资形成机制也存在着差异，与人们的一般印象相反，计量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市场化并不理想。

简析马克思的就业理论

就业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 ,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及其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 ,分析了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补偿理论、劳动分工与就业、劳动力供求与工资决定 ,认为马克思的就业理论与资本积累理论紧密相联 。

经济增长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估计:199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力为1.2亿人左右,预计到2000年将达2亿。如何将农业剩余劳力合理转移,从而既避免失业造成的社会矛盾,又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推动经济增长,已成为我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农业剩余劳力转移与农业增长 农业剩余劳动力显性化是在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出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以及农用机械的使用推广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又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平均分配到单位农户的土地有限,这样只需一部分农民就可以完成生产。多余的劳动力的转移理论上不会影响农业的产出,相反会提高农业中单位劳动者的收入,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促使农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改革后追求更高经济利益的农户便希望在非农产业中获得收入,以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因而产生了转移的要求。包括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

技术进步与就业的补偿机制

本文分析了由技术进步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结构变动和失业之间的关系,论文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各种补偿机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且补偿是不充分的。要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加同时并存,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扩大国内需求或者提高国际竞争力以增加出口,而需求的扩大要带动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就业结构的顺利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还要以实际工资的下降为代价。

教育扩张能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吗?——来自CHNS2006年数据的证据

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这篇论文旨在探讨教育如何影响中国转型期劳动者的收入。从回归结果看,我们发现教育水平只解释了个人收入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较小部分。运用分位回归的方法,发现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收益率可能更低或不显著,这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缓解贫困。对于教育而言,不同教育水平的收益率变化比教育水平本身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有更大的影响,与教育水平相关的劳动时间、就业单位也对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论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单纯教育扩张并不必然缩小收入差距,要使教育的收益率真正反映生产率的差异,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状况、缩小不同部门的工资差异。

中国工资差距问题的综合分析——完善工资形成机制、注重初次分配公平的视角

本文对影响我国劳动者工资差距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运用统计数据做了实证研究。论文强调要完善工资形成机制,消除影响工资差距的外在因素,如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要消除一些不合理因素,如对某一类型劳动者的歧视;要增强劳动者的技能,以缩小工资差距。

中国的工资性别差距及其分解——性别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存在?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对劳动者的工资性别差距进行测度和分解,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单位特征后,男性劳动者的小时收入比女性劳动者高23.8%,考虑就业选择偏差后的工资性别差距更大一些,达25.2%。由于劳动者特征差异形成的工资差异很小,而且往往是女性由于个人特征占优而有助于缩小差距。差异的更大部分是由收益率差异造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别歧视的存在。主要表现在工龄方面受到歧视,女性的工龄收益率低或者为负值。进一步考虑选择性偏差和找到工作概率进行分解的结果说明,女性在就业获得方面受到歧视,这会严重影响其与男性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市场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世界银行对中国12400家工业企业2002-2004年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考察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因素,重点讨论要素与产品市场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论文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信贷配给,会导致企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工作激励方式、劳动者的谈判力量也会影响劳动收入水平和份额。

农村外出劳动力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外出劳动力参与土地流转对我国工农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年中国城乡移民调查数据(RUMIC),在综合考虑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农村外出劳动力参与土地流转的分析框架,并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村外出劳动力还不是很多,采用的流转形式较为单一。从宏观层面来看,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不成熟、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转制度阻碍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从微观角度来看,劳动力越年轻,家庭外出劳动力越多、非农就业越稳定、收入越高,选择土地流转的概率越大。

美国新经济的体制基础

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本文试图从体制的角度说明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美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及增长的源泉，从放松管制和适当干预两个方面强调体制因素对增长的作用，基本结论是美国近年来新经济的出现与发展是与其体制的调整、变革分不开的。

企业寻找劳动力的行为与失业问题的解决

劳动力市场上的寻找行为是劳动者和企业双方面的事情,人们一般只注重分析劳动者的寻找行为,本文则从企业寻找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如何达到均衡。论文不仅探讨了企业空位的产生、寻找努力程度、工资的决定,还将其与制度与信息阻碍相联系,从而建立起微观寻找行为与宏观就业波动的关系。此外,企业寻找的努力程度、企业数量对劳动者而言会形成外部性,这些都会影响到最终的寻找结果和社会的失业率。

需求下降、企业调整成本与雇佣波动

企业在产品需求下降时采取不同的调整方式会对雇佣数量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整体的就业波动。企业首先会选择工时调整等内部调整方式,在出现困难时会选择解雇,而不同的解雇成本决定了解雇数量大小和解雇速度的快慢。在解雇受到严格限制时,还会出现在关系企业之间调整劳动力等替代方式。企业所有制形式、劳动法规等制度变量会影响企业的调整成本和雇佣数量波动。

技术革新、规制缓和与日本的不安定就业

本文分析日本的技术革新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并探究其历史的经济根源,在这其中,加入了劳动规制缓和的影响。在技术革新和劳动规制缓和的背景下,正规雇佣减少,非正规雇佣和失业增加,工资受到压抑,技能不足的问题也深刻化,即就业的不安定性明显地扩大。技术革新并不必然会导致不安定就业,其结果与技术革新的动因、企业的对应措施以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调整有关联。

经济危机背景下各国失业治理政策的比较

2008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各国政府因此采取相应的失业治理措施。实际运行中各国的主动劳动力市场政策效果更明显。失业治理应与各国长期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政府政策应取得微观企业和劳动者的配合,才能有效地减少失业。

寻找工作模型

寻找工作模型为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替代解释。该模型作为一种微观机制，说明了失业与寻找空位、保留工资的关系，并可以解释失业的周期性波动。本文以保留工资方法为基础，应用寻找工作模型分析摩擦性失业及非自愿失业。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失业与就业

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给各国就业都带来巨大的冲击。对经济危机背景下失业减少与就业扩大问题进行短期和长期的综合分析,发现企业、劳动者和政府在面对危机时采取不同的调整措施会带来不同的就业影响。通过创新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宏观政策与微观主体相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扩大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