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PPP模式优势 助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2016年11月23日，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要创新扶贫资源动员机制，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等模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火扶贫开发格局。

绝对贫困和主观贫困抑制还是激发农民政治参与?

以我国5省(区)10县1 000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建构多维分析框架探究绝对贫困与主观贫困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抑制效应或激发作用。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政治环境中的不同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的抑制效应都不显著,但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在国际3.1美元贫困标准和2010年国家贫困线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抑制效应。不仅如此,无论贫困标准高低,绝对贫困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正向自洽的抑制效应都不明显,然而在中等以上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均可显著抑制农民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此外,主观贫困标准虽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和高层次政治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对他们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和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有明显激发作用;而且农民主观贫困标准越高,越能促进其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

对商业银行参与金融扶贫的思考

近年来,金融扶贫模式在国家扶贫开发及促进农村贫困落后地区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介绍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现状,分析金融扶贫存在的问题以及商业银行参与扶贫的可行性,借鉴相关国际经验,就商业银行参与金融扶贫提出相关建议。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精准“防贫”效应分析

利用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行政村跨期十数年的农户追踪调查数据,从贫困脆弱性视角量化分析、评价不同时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防贫"效应及其精准性。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1999—2011年期间降幅巨大(约下降99%),抗风险冲击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总体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防贫"即期效应显著,可使农户贫困脆弱性指数降低5个百分点以上,然其"防贫"时滞效应却并不突出。分不同群体考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防贫"虽存在一定"漏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但包容性较强、瞄准精度尚可,能惠及大多数"重度脆弱户"和"中度、轻度脆弱户";换言之,除"微度脆弱户""极度脆弱户"及部分"重度脆弱户"外,其间各贫困脆弱组农户均能从中得到保障,然贫困脆弱性强度越高,所受保障程度愈小。不仅如此,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此种"防贫"的精准度可持续性差,无明显时滞效应。

小额信贷批发基金的新视角——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政策思考

资金短缺问题一直是我国小额信贷机构,尤其是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建立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是解决其资金难题的有效途径。论文首先以全球视角分析了小额信贷批发基金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同时选取六家批发基金机构进行重点案例研究,明确批发基金在促进小额信贷组织和行业发展方面的作用,阐述了国际专家的相关建议。最后,结合中国小额信贷发展实际,分析建立小额信贷批发基金的现实性和重要意义,提出设立、运营和发展批发基金的可操作性建议。

小额担保贷款政策调研报告——基于对四个城市的调查研究

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已在全国实施了十年,为了解各地政策执行和该项工作开展情况,笔者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选取了四个较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了调研。在看到各地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为进一步做好小额担保贷款工作、促进创业和就业,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社会企业--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一个发展方向

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已有二十年发展历史,在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今,却面临着治理结构不合理、资金短缺等问题,威胁着机构生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向社会企业转型成为农村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一个发展方向。

中国金融扶贫实践、成效及经验分析

当前,金融扶贫已成为中国扶贫开发的一项有力工具和政策手段。扶贫开发三十多年来,中国已形成较完善的金融扶贫供给主体体系。本文以金融扶贫供给主体为视角,对中国金融扶贫实践进行了总结,简要梳理了金融扶贫成效,分析了金融扶贫经验,旨在为进一步完善金融扶贫政策机制,实现国家2020年脱贫目标提供借鉴。

农民专业合作社助推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研究——基于两个合作社的案例分析

加快农业绿色发展,推动质量兴农是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缓解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发展绿色农业亟需破解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存在的难题。合作社作为农民重要的组织化形式,通过为社员提供社会化服务,提高农户绿色生产认知和能力,缓解单个农户专用性资产投资不经济的问题,从而提高农户绿色生产的预期收益,促使农户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型。基于此,需要进一步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中发挥作用,提升合作社带动农户的服务功能和绿色农业技术推广能力,完善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着实提高农户的绿色生产认知、绿色生产能力和绿色生产效率。

联合国对华减贫合作40年回顾与思考

中国与联合国开展减贫合作至今已满40年。40年来,联合国所属相关机构与中国密切合作,在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减贫项目,为推进中国扶贫事业作出了诸多贡献。论文通过回顾联合国与我国减贫合作的历程、成效、经验和机制,关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对中国扶贫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对新时期构建与联合国新的合作关系提出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性新举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根植于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实践,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发展攸关农民切身利益、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当前,"三农"问题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面临"三农"发展新形势,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助于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目标,对加速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户金融健康

“金融健康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高级形态。”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农村地区和农户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持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关注普惠金融服务群体的金融健康建设,这也是金融工作践行人民性的宗旨要求。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加快提升农户的金融健康水平,可以增进农户民生福祉,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要求,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此前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曾就完善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首次提出了该项举措。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既是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发展“二元性”问题突出,围绕解决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的“贷款难”问题,农村金融发展政策导向经历了由小额信贷到普惠金融,再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延伸发展和升级转变。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和智能手机等技术和设备.

新时期的中国金融扶贫

近年来，国家把金融扶贫作为扶贫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重视金融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首次把金融服务作为新时期扶贫开发的重要政策保障。2013g的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要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发挥商业性、政策性与合作性金融作用，加大金融支农力度，促进农村及贫困地区发展。

农村小额信贷市场分析

小额信贷在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公益性小额信贷首开先河,在中国探索小额信贷模式,而今已出现商业性小额信贷、公益性小额信贷和福利性小额信贷共存的局面,小额信贷市场初步形成。在需求主体和供给主体共同作用下,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也较为活跃。本文通过对其供求分析与市场环境分析,指出小额信贷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益贫”还是“溢富”?——基于精准扶贫和收入分配效应视角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分位数回归"方法,基于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村跨期十数年的农户追踪调查数据,从精准扶贫和收入分配效应视角探析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益贫"或"溢富"的特征化事实及其对不同农户群体生计活动的作用。结果表明,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虽有一定"漏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但其包容性较强,可惠及绝大多数"轻度贫困户"和"中、小富户"。除"极贫户"(最低收入组)和部分"极富户"(最高收入组)外,其间各收入组农户均能从中受益,且收入水平越高,相对受益愈大。不仅如此,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此种减贫效果可持续性较强,无论即期效应抑或时滞效应均很明显,且后者远大于前者。此外,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参与种植、养殖以及本地务工等主要生计活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和"时期"双重差异。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动态减贫效应及其机理分析——基于消费与收入流动性双重视角的实证检验

基于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村的三轮农户跟踪调查数据,本文利用有序logit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从消费和收入流动性双重视角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的边际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具有显著的动态减贫效应。在消费流动性维度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能显著降低农户陷入慢性消费贫困的概率(下降16.4%),其作用路径是使一部分农户从慢性消费贫困减缓至暂时性消费贫困,而另一部分农户从慢性消费贫困直接脱贫;在收入流动性维度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可明显降低农户陷入慢性收入贫困和暂时性收入贫困的概率(依序下降10.3%和2.9%),其减贫机理相对更复杂,除使部分农户从慢性收入贫困直接脱贫外,还使部分农户从慢性收入贫困先减缓至暂时性收入贫困后再完全脱贫,余下其他农户则从暂时性收入贫困直接脱贫。

疫情后我国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优化路径与策略

我国生鲜农产品市场巨大,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新冠疫情爆发对我国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也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演进过程、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对新冠疫情对我国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转型的潜在影响进行了预判。针对疫情暴露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问题,本文最后提出促进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发展优化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监管

数字普惠金融为普惠金融与数字化创新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展现出了时代发展进程中金融技术创新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经验和研究结论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微观层面,它能持续向穷人(企业和家庭)提供金融服务,具有成本低、覆盖广等优势,帮助个人和中小微企业长期可持续地获得安全、便捷、有效的支付和其他金融产品和服务;宏观(金融部门)层面,它能促进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对提高整体经济产出具有乘数效应,推动一国商业信用体系建设,刺激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减少收入不平等,确保金融稳定和保护消费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