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壁垒视域下动物福利立法研究

近年来,动物福利逐渐在国际上引发强烈关注,各国对动物福利的保护从国内立法保护发展到在对外贸易中设置壁垒的方式。动物福利壁垒也因此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新型壁垒。本文首先对动物福利理念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梳理,其次归纳总结动物福利的域外立法规范,再次对我国在养殖与屠宰中所遭遇的贸易壁垒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藉此分析我国之所以面临动物福利壁垒的根结所在。最后从构建农场动物福利法律体系和普及福利理念的角度为应对动物福利壁垒、提高农场动物福利水平提出建议。

公正过渡:“双碳”背景下中国绿色转型的规制理路

为应对气候危机而开启的绿色转型可能对社会正义造成不良影响。中国是一个碳密集型产业大国,再加之初始禀赋不平等的复杂因素,其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社会正义必然面临风险。公正过渡作为一项正义原则已被纳入全球绿色转型规制体系当中,联合国、区域性国际组织及一些国家在公正过渡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中国绿色转型要想取得成功,也应建立公正过渡机制,在效率与正义的平衡中确立民生保障理念,采取转型能力识别与类型化精准应对的规制策略,设立公正过渡基金,建立公正过渡综合管理部门,完善公正过渡的监管机制,完善公正过渡的制度体系,为世界的绿色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论公民的受审判权及其宪法保护

受审判权是公民接受公正司法的权利。由于受审判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多数国家宪法对其进行保护 ,其中美国、日本、俄罗斯宪法的规定最为完善。中国宪法对受审判权保护存在众多缺陷 ,为更好地保护受审判权 ,中国宪法应把受审判权直接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受审判权的内容方面应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保持一致 。

能源正义视角下我国能源转型的法律规制路径

为保障“后巴黎时代”能源绿色转型的公正性,能源正义应该成为能源转型规制的应有意涵。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我国坚持了能源正义理念,在实践中也积极通过能源普遍服务和新能源扶贫来促进能源正义。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由于能源初始禀赋不平等、能源观念落后以及能源制度缺陷,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中的能源正义仍然面临高碳产业工人失业、民众用能权益减损、新能源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后果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国应坚持能源正义优先理念,建立健全能源法律体系,制定专门的《能源转型促进法》。该法应建立能源转型的民生保障机制、程序保障机制、正义恢复机制、绿色能源使用的激励机制、监督与责任机制,以促进能源转型过程中能源正义的实现。

印度食品安全的法律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治理是当代世界的普遍趋势。为了应对食品安全监管法律的失灵,印度2006年颁布了《食品安全与标准法》。该法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制度和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实行了包括统一监管体制、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管理、执行措施多元化以及司法专门化四大变革。尽管该法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由于该法实施的高成本、印度糟糕的执法环境以及落后的食品安全文化,该法实施并没有达到理想目标。印度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中国食品安全的法律变革时也应充分考虑国情,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并完善食品安全的司法保障。

论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法律机制及其完善

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中国—东盟自然灾害领域区域合作的兴起以及灾害防治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广泛建立为中国—东盟自然灾害防治法律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东盟建立了软法性的灾害管理合作法律机制。这一机制存在义务责任不明确、没有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没有法律拘束力的缺陷,这些缺陷不利于实现中国—东盟灾害防治的真正合作。为此,中国—东盟可以通过两条道路实现灾害管理合作的硬法之治。第一条道路是制定《中国—东盟灾害防治合作条约》,另一道路是借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模式,中国加入《东盟灾害管理应急协定》。

美国“权利病”的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读《权利话语》一书

《权利话语》一书指出美国权利话语具有权利绝对化、轻视责任以及忽视权利的社会维度等特征,它不仅增加了社会冲突,妨碍了社会沟通,不利于弱势群体保护,而且妨碍了对于优秀公民的培养。美国权利话语的病因在于受洛克、霍布斯以及布莱克斯通等人理论对权利的过度强调而忽视了责任和社会的一面,要升华美国的权利话语,必须从美国权利传统以及多元文化中寻找源泉。中国在坚持权利本位的同时,也应谨防美国式的权利病,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成一种健康的权利文化。

论民法典时代乡村社会私权保障的逻辑展开

作为私权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法,《民法典》体现了私权进步的成果和开放包容的品格。如何将私权理念和权益保障的意识与机制引入乡村社会,进而对乡村治理起到积极作用,是民法典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做出的阐释与回应。我国基层乡村社会中的矛盾纠纷复杂多样,乡村伦理、习惯等社会人伦基础以及忽视权利行使的社会环境等,使得乡村社会在规则或程序治理中产生明显的实用主义、结果主义倾向,造成规则失语。面对法律运行的困境,在民法典权利视域下乡村治理应当弘扬私权自治、强调权利行使环境和程序建构中的本土融合等价值取向,体现乡村伦理、习惯与国家法规则的良性互动。将私权价值与本土伦理紧密结合,充分有效地将制定法规运用到乡村社会矛盾解决和乡村治理之中,防范社会矛盾异化和法律适用风险,冲破国家制定法与本土法文化的隔阂,推动现代私权保障体系的形成。

法治视野下的农村计划生育问题——兼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意义

从法治的视角来看,农村计划生育中的问题是一个因法制不健全而引起的农民不依法实行计划生育和政府不依法行政的问题,它阻碍了农村的法治进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填补了我国专门的计划生育法律的空白,对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今后的工作中应严格依法办事,提高执法水平,加强法律监督,培植法律信仰,并实行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制化。

宪政维度下公民的公正审判权

宪政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以权力制约为原则的政治形态,公正审判权正体现了作为公民获得公正司法的权利,具有权利维护和权力制约价值。中国要建设宪政国家,就必须切实保护好公民的公正审判权。

论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的法律治理——以中国与印度为例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民生的重大问题。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水平总体上低于发达国家,根本原因是其发展不充分。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食品安全立法实行立法体系化、监管体制统一化以及监管方式多样化。由于法治水平的总体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支付科学化监管的成本,民众薄弱的食品安全意识削弱了食品安全的社会基础,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安全立法未能做到药到病除。要想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发展中国家必须提高食品安全法律治理的整体水平,重点加强依法行政和反对权力腐败,同时要加强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财政支持,提升民众的食品安全意识。

论中国食物权保障的法律体系及其完善

食物权是人人享有的获得适足食物的权利。我国当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在内的食物权保障的法律体系,其内容涉及到食物生产和流通、食品安全、食物在文化上的可接受性、自然灾害的食物保障以及社会弱者的食物权保障。尽管这些法律对中国食物权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我国应该将食物权明确规定为宪法权利,制定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制订营养立法,并在灾害法律中明确规定国家的食物保障义务。

食物权的历史展开

食物权是人人享有的获得充分的食物的权利。该权利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反射性利益到概括式授权,再从困境到勃兴的漫长过程。食物权的提出不仅归因于全球粮食危机,也由于古代食物保障思想以及近代自然权利理论的浸淫和催生。食物权提出后并没有立即成为反饥饿公共论坛上的主要概念,这一现象与食物权的概括性授权与人权条约监督机构存在的缺陷有紧密联系。食物权的勃兴则主要归功于联合国相关机构对食物权的规范性阐释。随着人权条约监督机制的进一步完善,相信食物权会更加受到重视。

认真对待公正审判权——佘祥林案的法哲学思考

佘祥林案的根源在于对公正审判权的漠视,公正审判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它对于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有重要价值。中国要防止佘案的重演,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认真对待公正审判权,将该权利宪法化,并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

论人权条约监督机构的国家报告程序对食物权的保障——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实践为中心

迄今为止,国家报告程序是人权条约监督机构保障食物权的主要程序,该程序不仅能指出报告国在食物权保障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而且能够表扬其成功之处,在全世界推广其先进经验。由于缺乏公众参与,报告国刻意逃避问题,以及延迟提交报告等原因,报告程序在保障食物权时仍然面临困难。为此,应该加强报告制定过程中以及审议报告时的市民社会参与,并加强事后监督。另外,还应充分利用其他三种程序,并谋求人权条约监督机构的改革。

网络空间隐私权侵权的民法对策

网络空间经常发生的侵害隐私权行为 ,使个人隐私权面临严重威胁。我国现行民法采取的隐私权间接保护模式对于控制侵权发生有明显的缺陷。因此 ,应采取直接保护模式 :一是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规定隐私权 ,实行隐私权的普通保护 ;二是颁布《电脑个人资料保护法》。

食物权的概念分析

食物权是《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一些国际人权法中规定的人权。有人认为食物权难以定义,并因而反对食物权。为了进一步明确食物权的内容,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第12号一般性意见分析了食物权的规范内容。根据国际人权法以及第12号一般性意见,我们可以得知,食物权是一项可以定义的权利。该权利的主体是每个人,其内容包括免于饥饿权、适度营养权、食物安全权和食物文化权。该权利对国家施加了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以及履行的义务。

功利主义权利理论及其困境

功利主义权利理论是权利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该理论坚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主张权利法律化和权利利益化,具有个人主义面像。但是,由于最大幸福具有不可公度性,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立法者,将权利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使个人权利面临被侵害的危险,因此功利主义的权利理论可能被极权主义所利用。

全球视野下公正审判权的宪法保障——外国宪法文本的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从全球视野来看,各国对公正审判权的宪法保障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样性,并且总体上表现出不断进步的态势。公正审判权宪法保障的这一全球景象是人权全球化、法治国家的诉求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等因素交互影响而形成的。中国现行宪法中也包含一些保障公正审判权的条款,但是总体上仍然存在一定不足,因此中国应将公正审判权明确规定为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刑事被告的公正审判权,并进一步完善宪法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有关规定。

论紧急状态下的公正审判权保障——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

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直接目的是国家安全,但是其最终目的应是人权保障。虽然《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并没有将第14条规定确立为不可克减的条款,但是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表明,公正审判权并非可以随意克减的人权。中国虽然有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规定,但是缺乏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具体规定。当前中国应制定紧急状态法,在该法中明确规定公正审判权的保障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