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规则与学术的规则——宇文所安、田晓菲二教授访谈

一、自由诗并不“自由” 荣：宇文老师、田老师你们好，今天我来打扰你们，也有一个目的，我们在武汉有一个诗歌刊物叫《汉诗》，刊物的同仁知道我在波士顿，就很想让我来看看你们，也顺便请教你们一些问题，并想一起分享你们的讲话。这个刊物才刚刚开始，很想得到你们的支持。

桃花源的长官

文章围绕一组由欧阳修所作的散文展开讨论,其主题都是快乐的性质和来源。不同作品对快乐的来源给出不同的答案,其中《丰乐亭记》将其追溯为国家的和平统治。滁州人民大都与世隔绝,忘记了一个世纪以前此地发生的战乱。作为太守的欧阳修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人民:他们的快乐并非自给自足,而是由于他们是天下承平的一部分。二十年后,苏东坡在《喜雨亭记》里回应了欧阳修的《丰乐亭记》。当时扶风可能面临大旱,苏东坡通过命名他的亭子,来纪念持续的雨季这一"恩赐"。他在散文结尾追问这种快乐的赐予者是谁,并得出不知快乐来源何在的结论。文章末尾则讨论将文本置于"家族"中来阅读的方式,这些文本提出共有的问题,并呼应此前的相关文本。

中国文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中国文论的"传统性"指它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特征,"现代性"则指它所隐含的现代文论因子及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反思和清理。一种普遍的误解是以为西方文论都是大部头的体系性著作,对"西方"的理解也过于狭隘。"中西比较"这样的研究方式几乎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将原本庞大、复杂的文化发展过程大大简化、割裂,抽取出一些所谓的特征来进行比较;如果一定要比较,至少要在中、西、南亚3个传统之间进行。历史在变化,不可能"回到"古代文论,只能不断地学习它、使用它。学术研究的要义是把问题搞清楚,不能把纯粹的学术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或文化问题。

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

本文的观点只不过是对于一个博大领域进行的初步探索。对这个领域做详尽的研究讨论既限于文章的篇幅，也非我个人能力所及；它需要的是一个浩大的文学社会学工程，其中包括探讨在中华民国和后来的共和国学校系统里，文学是如何作为一门学科被建立起来的。

唐代的手抄本遗产:以文学为例

"我们如何恰好得到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唐代文学永远难以与这个问题完全分割开来。趣味和经典的改变十分重要,但这些改变为遗留下来的文献所规制,就如同这些文献塑造了从前遗留下来的一切。我们所知的"唐"与唐代自身任何特殊时期的选择和偏好都不相像,我们也没有将唐代看作一个整体,进而得出我们自身的结论这样奢侈的想法。人们观察越仔细。

华宴:十一世纪的性别与文体

中国"雅正文化"形成于9—11世纪。此时,一个另类的话语空间开始出现,并把传统诗歌形式排斥在外,通过这种排斥,使传统诗歌成为"雅正"的。这个另类话语空间即本文所谓"华宴"。北宋初年晏殊的家宴是一个典范。这类诗酒集会有严格的规矩,通常是歌伎的演唱暗示和挑动欲望,但她们的表演总是突然中止,女性被罢遣,接下来的重心转向属于男性社会的创作:雅正的诗传统。他们的词里关于丧失与渴望的意象,实际上正好体现了社会对词曲表演本身的限制,因而成为合法的。另一方面,词体中文言和白话语言层次的参差对照及突出转换,也暗示了欲望的中止和"诗意"的产生。如此,雅正文学在其自身的形成中获得了一个影子,它在词中存在,容纳了在雅正的诗文中不能表现的东西,并使其他一切都变得缺乏意义。

瓠落的文学史

惠子谓庄子日：“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汉诗”与六朝

目前对汉代诗歌的描述，往往把可以确切地断定为汉代的祭祀歌词、歌诗和短歌与大量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有时甚至更晚——才开始出现在文本记录中的诗混杂在一起。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形成过程中，后者被认为远比前者重要。治乐府诗的学者往往从西汉设立的乐府机构开始，有时也将为数不多可以确切地与西汉乐府机构联系在一起的祭祀歌词与其他短歌纳入考察的范围。

封存的记忆

尹秀珍和她的丈夫宋冬让我想起中国近一千年前一对很著名的夫妻,诗人李清照和她酷爱金石之学的丈夫赵明诚。李赵二人于公元1101年成婚,志趣相投,尤其对收藏的痴迷成为两人关系的重要纽带。丈夫去世20多年后,李清照回忆道:"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