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监管渎职罪疑难问题司法认定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49条为主线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设的罪名,正确理解和界定本罪的构成要件对于准确司法至关重要。其客观方面表现为监管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主体为特殊主体,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相关规定在适用时和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以及受贿罪等法条易产生竞合,认定的关键在于把握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构成要件和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刑罚适用方面应将罪名根据故意、过失予以分立。此外,应予增设资格刑和罚金刑。

挪用型犯罪的界定及其立法完善

挪用行为在挪用型犯罪的构成体系中,应当是罪体的核心要素;在刑罚规范的地位中,应当是各条刑法罪行规范模式中的重心。挪用型犯罪是以挪用行为作为基础形成的一个与我国刑法分则体系排列布局不同的分类标准。作为行为形态的一种,必然有其独立于盗窃、侵占、诈骗等实行行为的品格,挪用行为要求取自自己占有和暂时使用的意图。据此,挪用型犯罪应是规制"挪"行为的刑事立法,无须将"使用"行为也规定进去;挪用者的身份不限于行使公共权力(公务)的人,也不限于具有民事上的代理权的人,挪用行为只要求存在信赖关系。

未成年人刑罚体系轻缓化研究

未成年人刑罚体系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及其所扮演社会角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应受到相对特殊的保护。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司法裁量权的规定,特别是无期徒刑、缓刑、累犯、前科制度和非刑罚处理方法适用的规定,完全等同于成年犯罪人的标准,并未体现出未成年人的特殊性。

论挪用资金罪“借贷给他人”构罪之转变

同样作为挪用型犯罪类罪的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在客观方面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挪用公款罪并没有将"借贷给他人"规定为客观方面,仅仅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是其行为方式。依据之前《贷款通则》的规定,公司、企业间相互借贷行为本身违反了金融法规,是一种非法的金融业务活动,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因此挪用公款罪中设置了与"挪用"并列的"借贷"行为。在前置的《贷款通则》和《放贷人条例》作出修改的情况下,挪用资金罪的设置应当删除"借贷给他人"的规定。

法规竞合与想像竞合比较研究

区别法规竞合与想象竞合 ,关键应从法益的角度来把握 ,即在法规竞合的情况下 ,除补充关系的法规竞合外 ,根据法规竞合的适用规则选择适用的刑法规范能对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作出全面的评价 ,反之 ,不被适用的法条不能作出全面的评价。而在想像竞合的情况下 ,一行为所触犯的数罪名均不能对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作出全面的刑法评价。

挪用公款行为法律规范的经济学分析

对挪用公款行为设置与贪污公款行为相同的法定刑,无异于鼓励犯罪人积极实施将以暂时使用为目的的挪用公款行为转化为永久性非法占有公款的贪污行为;立法隐藏的激励反应使得挪用公款罪从贪污罪中剥离出来很有必要;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但在案发前部分或者全部归还本息不为罪,这一挪用犯罪零成本的错误观念,容易导致行为人作出错误选择;从提高定罪概率的角度出发,应依据《刑法》第37条免除处罚的规定适用于"案发前归还"的情形;审判程序的真正作用并非直接进行惩罚,而是提供了信息;大部分损失不是由于支付罚金造成的,而是因声誉问题所导致。耻辱,可以而且也经常是一种带有负成本的惩罚形式,我国挪用公款罪刑罚应增设资格刑刑种。

刑法第169条立法问题研究——以《公司法》、《刑法》最新修订为视角

1997年《刑法》第169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是以国有资产为特定保护对象的具体犯罪。随着《公司法》和《刑法修正案(六)》的修订与出台,有关该罪的罪名设置、客体要件、客观行为等立法问题日益凸现。将1997年《刑法》第169条和《刑法修正案(六)》第9条概括为“徇私舞弊损害公司利益罪”这样一个统一罪名较为科学;本罪的客体要件应为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制度、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及其利益,而不应也不能包括“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该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应包括新《公司法》、1997《刑法》以及《刑法修正案(六)》所规定的全部行为方式,而非仅仅为徇私舞弊“低价折股、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的行为;行为对象已经突破了“国有资产”的限定,从而扩展为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还包括债权、债务、担保等等;行为阶段只能发生在国有企业转制、国家作为股东或者发起人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国有股份的转让过程中,而不能发生在国有资产进入公司而成为公司资产之后,或者在公司的破产、清算等过程中。

国际视野下涉罪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的几点思考

刑事记录，是指对曾经被宣告犯有罪行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事实的记录，即前科。刑事记录制度的设立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不合理性。其存在会给犯罪人，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带来一系列不利后果和影响，比如再犯罪有可能从重处罚，以及教育、就业等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产生负面影响。研究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不仅是未成年人司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要举措。

论盗窃特殊对象的认定和处理

金融票证本身没有价值 ,盗窃金融票证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明知是枪支、弹药而盗窃但事后藏匿的 ,应以盗窃罪和私藏枪支、弹药罪数罪并罚。明知是假币而盗窃嗣后继续持有的 ,不构成盗窃罪 ,而构成非法持有假币罪。

论寻衅滋事罪的合理定位

在刑法分则的罪名体系中,相对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等相关犯罪而言,寻衅滋事罪是一个堵截性罪名(或称兜底性罪名),即: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如符合上述相关犯罪的犯罪构成,就按该相关犯罪定罪处罚;只有在既未达到各相关犯罪的犯罪标准但又确实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因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才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根据以上论断,笔者就寻衅滋事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现行立法的建议。

信用证诈骗罪兜底条款的司法认定与完善

远期信用证和备用信用证具有融资功能,不能对骗取信用证并使用的行为一概以信用证诈骗罪予以认定。成立“软条款”信用证诈骗罪的行为不仅需要符合“软条款”的形式要件,主观上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此外,还应依据“软条款”与信用证所依据的基础合同是否相符来具体认定犯罪性质。《刑法》第195条第4款的兜底性规定,应予进一步明确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

本文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从完善未成年人缓刑制度、废除未成年人累犯制度及未成年人消灭制度三方面论述了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

假冒专利罪疑难问题探讨

假冒专利罪保护的法益是超个人法益,因此,假冒并不存在的他人的专利,以及未获专利却谎称已获专利的行为,构成假冒专利罪;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的专利侵权行为,从应然的角度讲,应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但从现行立法规定来看,无法以假冒专利罪定罪处罚;在生产、销售的伪劣商品上假冒专利,或者还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均应数罪并罚;专利权的刑法保护以选择集中型和散在型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为宜。

背信行为的刑法探究

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背信行为的罪名大致可分为图利型、违法金融行为型、挪用型、滥用职权型四类。挪用型罪名的设置是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相应行为应以背信罪予以规制。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罪名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与其他人员实行差别对待,违背世贸组织的非歧视性规则。对背信罪的设置进行一定的技术性处理,可以避免背信罪增设的弊端。

中外刑法史中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

综观中外刑法史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不乏科学合理之处可资借鉴。本文对此予以全面考察和梳理,并对相关制度规定进行提炼和概括。包括,首开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规定之先河的"三赦"制度、不适用死刑、追究刑事责任的身高标准、追究刑事责任的基准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等。对这些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对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立法有重要意义。

对罗忠兰盗窃案的再反思——兼评侵占罪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财产关系越来越复杂,侵占个人财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侵占罪,司法机关只好对少数情节严重又有必要作为犯罪处罚的侵占行为,类推比照有关盗窃罪的规定处罚.

人身买卖犯罪的司法适用及立法评析——兼析最高院颁布的两个案例

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益是人格尊严 ,且系超个人法益。前罪是状态犯 ,后罪是继续犯 ,两罪既遂的标志是买卖行为完成。只有违背成年妇女意志强行与其性交的和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 ,才是“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教唆他人拐卖妇女、儿童给自己收买的只需以拐卖妇女、儿童罪 (教唆犯 )一罪定罪处罚。我国刑法应取消拐卖妇女、儿童罪 。

胁迫类犯罪研究——兼析强迫交易罪及强迫职工劳动罪

国外刑法除规定各种具体的胁迫类罪名外 ,还规定了胁迫罪和强要罪。为避免刑罚处罚的空隙 ,有效保护公民的意思决定自由 ,我国应增设胁迫罪罪名。不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强迫交易行为 ,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强迫职工劳动罪 ,是自然人犯罪 ,不是单位犯罪。

驱散网络世界的一片乌云——网络犯罪——兼与计算机犯罪比较研究

网络犯罪是计算机犯罪的下位概念。网络犯罪是指以计算机网络为犯罪工具或者攻击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网络犯罪具有犯罪现场和空间的虚拟性、犯罪行为的隐蔽性、犯罪手段的智能性和犯罪危害的扩散性等特点。为有效遏制网络犯罪,应从刑法、行政法、程序法和犯罪学等方面寻找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