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观念现代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国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程。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着5 000多年古老文明的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其间经历了器物革命、制度革命,先进的中国人在历史的曲折与复杂面前意识到,如果没有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终将难以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追求就是以西方的"科学""民主"为旗帜,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儒家文化体现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人的奴役和不平等,因此,思想道德革命是吾国革命的最后革命。如果不批判传统儒家文化,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然而,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传统社会中起着维持那个历史时期的封建制度的作用,但同时是中国人精神寄托和精神文化滋养所在。因此,现代化运动不可能完全割裂传统而是要在现代条件下继承传统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

论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理解

阿伦特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都把关系到人的条件本身作为基础,阿伦特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人是政治动物,而马克思则把人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二者对自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大致来看,马克思的劳动自由观强调人在劳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中现实地复现自己、表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类特性,而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主张平等多样的主体通过言辞和行动的表演在公共领域进行秀异、显现自我。阿伦特基于其对自由和劳动、工作以及行动等概念关系的理解,对马克思的自由观念进行了评析和解读,但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这种理解存在问题。尽管如此,阿伦特的解读仍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自由观念的认识。

在仁慈与残酷之间——马基雅维利关于二者关系论述之评析

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颠覆了传统道德论者的观念,认为仁慈和残酷之间具有一种辩证关系。因而本文主要从施动方式、施动对象和施动情景三个角度,阐述了残酷与仁慈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选择这两种不同行为方式的标准是顺应时势。

在“洛克之难”与“自然状态之难”之间——理解霍布斯的公共理性观念

公共理性理念在维持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稳定性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公共理性学说的开创性范式,霍布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为当代公共理性理念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为了从运用私人理性所导致的战争状态中摆脱出来,霍布斯通过契约的方式建构了公共理性。他认为公共理性是绝对的主权者的理性,但这种绝对的公共理性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洛克之难”。与此同时,霍布斯认为个体仍然持有自我保存的权利。如果主权者要求个体做伤害其生命的事情,那么个体可以拒绝服从,而这会再次陷入公共理性试图避免的“自然状态之难”。由此可见,霍布斯的公共理性会面临一种两难困境。为了应对这个困境,当代学者大致提出了两种解决路径:第一种是限制仲裁者的权力,比如“限制范围”方案以及“原则优先”方案;另外一种则是通过“薄绝对性”的方式来消解主权者绝对权力所带来的危险。虽然这两种路径各自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前者会因为再一次引入私人理性而陷入“自然状态之难”,而后者也不能完全消除绝对主权者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事实上,霍布斯的两难困境之所以难以被化解,是由于其直接从个体私人理性推出正确公共理性的推导路径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