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是一种常见且致命的恶性肿瘤。放疗(radiation treatment,RT)是NSCLC一种有效的局部治疗方式。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在NSCLC患者治疗方面显示出了持久、显著的疗效,为NSCLC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但需要采取策略将其疗效进一步扩大。初步证据表明,RT可能会调节患者的免疫系统,与全身免疫治疗药物具有协同作用,而且随着RT技术的改进及不同ICIs的研发,这种协同作用愈发显著。RT联合ICIs使远隔效应发生率增加,这引起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二者的结合已显示出对控制肿瘤进展和延长NSCLC患者生存期的改善效果。联合治疗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解决,如RT联合ICIs的协同作用机制、ICIs种类、RT剂量与分割、联合治疗顺序、疗效与安全性、可靠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等,本文就RT联合ICIs治疗NSCLC患者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临床选择提供参考。

在经验与规范之间:试验立法及其类型化——一种立法进路的提倡

立法理想与法律运行实践间背离的中国境遇,以文本法律不完全是"能用之法",且立法承诺在执法中不能全部兑现之困局为现实表征。以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和无知论的知识假设为理论支撑,采取反复试错、吸纳建议、对话商谈等自发性工具,将实践证明可行的执法经验提炼与抽象,进而升华为普遍性规则的试验立法进路,是修正建构论唯理主义立法进路并撬动当前格局的一个支点。试验立法进路以"采纳—辐射"这个简式架构为运作逻辑。目前的试验立法主要有尝试探索型试验立法、落实测试型试验立法与示范效仿型试验立法三种模式。试验立法的实践性意味着多数立法活动将建立在证据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有望成为我国立法方法法定化的发展方向。

司法文件:法律虚置后的裁判非正式规则——规则供给与文件政治的二重读解

司法文件是中国文件政治现象在司法中的投影。它既非多数民主、也非个体决策,而是高层精英司法偏好的制度化。在法律软执行后成为法律的等功能替代物,发挥着与法律近似的制度供给功能。建构论唯理主义立法进路、审判纪律约束、法官的功利化、地方法院竞争及治理化倾向是催生它的动力机制。法官对司法文件有"位阶优先"的强倚赖心态;中国的政法传统与司法管理的强科层制是它运行的制度环境。立法权对司法文件等"非法律之法"的容忍,传递出法律设计的理性之非。欲解围二律背反之困局,不能仅期待立法权主导的精细化立法,该目标只是立法者不可放弃的理想;还应规范与强化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等"辅佐"机制,鼓励地方法院"试点"替代法律适用性司法文件的新举措。否则,即使催生机制全部消除,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司法需求还会使法治期冀的规则之治屡遭否弃,臆造出新的超法律之法。

民事诉讼立法预期与运行效果的背离及修正——以《民事诉讼法》新制度实施状况为范例的分析

《民事诉讼法》在地方法院运行中存在着"软执行"现象。辩证地看待法定制度被搁置、规避、改装、误用等千姿百态的操作惯例,反映出立法预期的非实践性弊端。修法后新增制度的尴尬运作,表现为低频适用与运作偏差两种类型。程序非正常运行的外生因素,主要是程序规则建构的粗犷性与架构性、司法自由裁量权与绩效考核制度、基层司法官的智识与司法偏好以及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立法模式。运行效果不佳局面的修复,虽然最终还需期冀于制度的设计,但当下的修缮作业应当是在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论上逐步重视实证研究、秉持民事诉讼的精细化立法理念、尝试民事诉讼的试验主义立法进路。

电子诉讼形塑的中国策略

电子诉讼是"智慧法院"工程输出的制度化产物。改革试验中,进化论理性主义催生的试验立法进路,为立法官决策供给了多元信息及地方创新经验,在掌控改革风险、节约改革成本、缓解推行阻力等方面克服了"非实践性"制度变迁的弊端。最高法院凭借其政治权威,倚赖司法会议机制、精英话语权及强科层制组织结构,自上而下以"司法文件"为中介,动员地方法院分解量化其任务,司法官为追逐组织俸禄而趋向义务的履行。期间,各级法院充分运用典型报道之外部策略,传播信息化成效以赢得民众的内心认同。此项改革在寻求法理论证的过程中,也善于将政治期许、民众接纳度作为缓和正当性论争的手段。

民事诉讼电子邮件送达制度的司法适用

现代科技的辐射性与渗透性影响着我国从立法、司法到执法的整个法制体系。契合诉讼理念与信息时代民事司法变革之需,民事诉讼法确立了包括电子邮件送达在内的电子送达制度。该制度体现了"权利本位"的民事诉讼理念,折射出送达制度保障诉讼行为有效性的价值功能。但目前该制度的运作并无明晰的刚性规范指引,而且电子邮件的递送率尚不能达到无漏洞送达的程度。需要以法律规范之优化弥补技术规则之不足。电子邮件送达原则上应经受送达人书面同意;由书记员与技术人员共同完成文书送达;需引入即时回复即时送达制度、阻碍送达的法律责任制度;法院对是否采取电子邮件送达享有相对决定权、应履行适度审查与风险告知等义务。

我国远程审判制度的反思与构建

远程审判方式是智慧法院建设的成果。在价值论层面,远程审判具有效率、公正、便民等司法价值。在司法实践中,远程审判的运行实效存在信息化审判体系模糊、信息技术风险难以规避、技术介入导致责任分配不明等问题。为满足互联网时代纷争化解的在线化需求,恰当地处理传统诉讼理论与新型技术的融合,应当构建以诉讼服务为导向、以当事人为主体、以技术为保障的远程审判程序。

我国商事仲裁送达制度的完善——以109个仲裁规则为对象

我国商事仲裁送达制度是仲裁机构与当事人交涉过程的制度化。实践中仲裁送达制度的运作因立法缺位、程序要件的缺陷等原因而不尽如人意。应将仲裁送达制度以专章置于法规范的分则,剔除与仲裁精神不符的强职权干预,从仲裁经验事实角度完善送达规则,将意思自治贯彻于仲裁送达程序,以修法的民主手段与技术工具完善商事仲裁送达制度。

论我国旅游投诉解决机制及其完善——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为视角

随着我国旅游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旅游体系也日趋完善。在推进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各种类型的旅游纠纷也随之迅速增加。在目前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日趋完善的背景下,旅游投诉解决机制对于确保旅游业和谐稳步推进有着特殊的功能优势。但鉴于旅游投诉解决机制的固有局限性,需要从明确旅游投诉处理结果的效力、增设旅游投诉解决机制为司法救济的前置程序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禁止判决——兼析《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

我国行政诉讼禁止判决作为预防性权利救济之重要方式,首先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之确立,是我国行政救济体系之重大理论革新。但从该判决本身及其相关配套制度建构层面而言,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禁止判决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明确禁止判决的适用条件、限定禁止判决的适用范围、拓展预防之诉的受案范围及增设临时禁止公开命令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最高法院会议纪要的运作:释法逻辑与规制策略

会议纪要是最高法院统一裁判尺度的司法政策。为消弭司法区域化现象而整合的审判共识,吸纳了党政意图对司法的政治期许,表达了司法精英在适法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为缓和流变的司法实践与法律安定性间的紧张关系,法院凭借行政权力将纪要塑造成不具有法外观,却被践行的“法”。倚赖政治与智识权威被奉为司法通说的纪要,充当着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之角色。援用纪要的逻辑,表现出趋利避害、实用考量、便宜行事等“倚赖下位法”倾向。纪要虽具有软规范拘束力,却面临正当性指摘。纪要并非依法审判的负资产,它虽以制度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寻求自我辩护,但尚需获得政治系统的支持,引入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机制,以补强本能修饰的不足。

论我国海事行政案件管辖权的归属

我国自设立海事法院以来,海事行政案件管辖权在地方法院与海事法院间进行了多次调整。海事行政审判实践表明,由地方法院管辖此类案件存在诸多弊端,鉴于海事法院建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法官具有特殊裁判能力等优势,海事行政案件宜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

南海渔业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南海海域的主权争夺,以渔业纠纷频发为主要表征。南海渔业纠纷的成因及特点,决定了渔业生产者选择诉讼外方式化解纠纷的偏好。南海渔业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旨在通过调解、仲裁、协商、谈判等非对抗性方式解决纠纷,以弥补司法机制及渔业执法的不足。通过优化南海渔业纠纷调解制度、设置渔业纷争处理机构、健全渔民保险机制、推进南海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建立并发挥非政府间组织协调作用等途径完善南海渔业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保障我国渔民合法权益及宣示我国南海海域主权。

检务公开立法的中国表达

检务公开制度实行已逾15年,该制度的变革与深化缺乏动力、理论研究较为贫乏、检务透明的量化指标仍略显逊色。检务公开制度的变革与突围,应由司法推进转向立法推进,坚持唯物辩证法,从检务公开制度的立法模式选择、公开生成与成长的哲学溯源、刚性规范之内容预设等层面,勾勒法治中国建设与检察改革背景下检务公开立法的新图景。

中国民事非讼程序法的构建

中国本土语境中的民事非讼程序仅系学理概念。民事非讼程序之理念应随时代要求而与时俱新;民事非讼程序之制度应随社会变迁而与时俱进;民事非讼程序之内容应随民主发展而与时俱增。民事非讼程序话语权提升之关键在于立法规范形式的科学性、非讼程序的独立性以及功能的多元性。民事非讼程序立法体例的二元对立论应当转而采取"阶段论"逐步推进的立法进路。本文本着科学、合理、符合逻辑的原则对民事非讼程序法之内容与架构予以设计,这将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实质升华。

论我国税收法定的缺失及其实现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税收法定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和税法基本原则,其本质在于对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及对国家征税权力之限制。目前,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及税收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折射出税收法定及其基本精神在我国的缺失。因税收法定之缺失而产生的危害,需遵循税收法定之基本精神与要求,从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确立最高立法机关对税收基本制度的专属立法权、规范与监督税收授权立法等方面予以消解,进而实现税收法定。

《民事争议解决法》:语境、价值、障碍及其消解

有社会则有纠纷。在我国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民事诉讼率的逐年递增表征着民众对审判资源的需求与审判环境的自身优化;诉讼外解纷机制对民事纠纷总量的分流作用也昭示着其固有的存在价值。鉴于二者均有解纷的局限性,因而取其各自优势勾勒出民事纠纷合力解决的时代语境。但合力解纷的实证样态中,诉讼外机制并未真正实现法制化运作。基于契合纠纷合力解决语境之需、展示诉讼外机制解纷的独特品格、提升其在解纷法体系中的实质话语权,经由立法使其规范化、制度化,是实现诉讼外机制良性发展的最优路径。于此,需要遵循立法原则,从制度设计与结构布局等层面对纠纷解决法予以构建。

法院司法信息公开渠道的合理选择——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30年之嬗变为考察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三十年的成长变迁折射出我国审判工作的发展轨迹。作为一种司法技术手段与社会治理工具,《公报》承载着指导审判权良性运作、提升司法权威、展示司法成就、公开审判信息等多元功能。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之背景中,《公报》的主要功能定位在于推进审判信息公开,受众应以公众为主,而非法官或其他法律职业人。在传统媒介与新媒体多元并存的格局下,《公报》应以其文献与信息保藏、法制文化传承、服务科学研究等价值,立足于自身的"特色"定位,实现结构体系之转型。应以其权威性、真实性、信息可回溯性等优势,将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年度报告、任免信息、地方法院信息、典型案例等信息作为重点刊登对象,并适时实现《公报》所承载的各类审判信息公开渠道的法定化。

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概念及其展开

存在主权国家,则必有其管辖权力。当今国际海洋事务正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各国在行使海上管辖权的过程中,争议与冲突日渐增多。在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已初见端倪。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系定位于国际法层面、主权意义上的管辖,更多地表征着维护国家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的独特品性。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是国家作为特殊的民事主体,根据权力指向对象为标准而分类之产物,其着眼于权力指向对象的主权归属问题,包括但非限于主权国家对以自然形态客观存在的海洋系统的管控;对各管辖海域的海域活动、涉海事务、涉海行为等管控权力,具有宣示国家海洋主权的时代品格。

修宪背景下我国宪法典内容结构的完善——以“宪法典宜规定哪些内容”为视角

一、问题的引入 我国自建国后共颁布了四部宪法，即“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现行“八二宪法”是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回顾和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之基础上，并经过全民讨论通过的。为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使宪法达到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平衡，全国人大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现行宪法的个别条款进行了修改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