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与美苏缓和关系研究

二战结束以后,美苏逐渐从战时的盟友走向了相互对立的敌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美苏逐渐从对抗走向了缓和,又从缓和走向了对抗,核军备竞赛使得美苏双方疲惫不堪,《美苏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签署的。《美苏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能够成功签署,国际因素、美苏两国的国家因素、以及卡特和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维也纳会议,两国增强了理解,交流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有利于稳定国际局势;《美苏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原则和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以及《条约拟定草案》,对世界核裁军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研究《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有助于更好地认识7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

遏制战略、新思维政策与苏联解体

1947年乔治·凯南在发表了《苏联行为根源》一文,对苏联内政外交以及应对苏联的策略进行了详尽而又深刻的分析,使"遏制战略"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政策的基石,对苏联解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苏联的内政外交也进行了详尽的剖析,使之成为苏联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遏制战略"与"新思维战略"的差异,使得美苏两国在冷战的对决中命运截然相反,苏联最终走向了解体。

以粮换油：福特政府对苏联的石油战略

1973年美国爆发石油危机,为此福特政府计划购买苏联石油缓解危机。谈判期间,由于美国国内因素掣肘,美国谈判代表团被迫提前与苏联完成粮食贸易谈判,导致无法低价购买苏联石油。但是美苏粮食与石油贸易的实现,依然缓解了美国石油危机,保证了苏联粮食供应,缓和了两国关系。从中反映出,崛起国苏联与霸权国美国之间虽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但是只要探索出利益交汇点并促成合作,亦能缓解矛盾,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

美缅关于技术与大米交换问题的谈判(1955—1956)

朝鲜战争结束后缅甸大米出口滞销,国民经济发展受阻,为此缅甸向美国提出"美缅技术与大米交换"计划,以推动缅甸经济发展。此时美国国内亦存在滞销大米,故美方反应冷淡。随着东南亚国际格局两极化趋势加剧,缅甸成为美苏竞相拉拢的对象。为了防止缅甸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在1956年与缅甸签署《美缅技术与大米交换协定》。从中反映出,小国可以利用国际格局对各国约束力的差异,通过提高外交能力、改善与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等策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大国则需要通过推行合理的外交战略,改变大国战略关系,从而构建出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格局,以达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国际核秩序转型视角下美国对联邦德国核战略的调整(1960—1969)

20世纪60年代美苏核打击能力日益接近,两国陷入“恐怖平衡”之中。美国意识到必须构建具有核不扩散特征的新型国际核秩序才能保障国家安全,为此,终止了有利于联邦德国拥核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并迫使联邦德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美国对联邦德国核战略的转变,虽然在全球范围内降低了核战争爆发的风险,保证了美国安全,但加剧了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离心倾向。为此,联邦德国放弃了“哈尔斯坦主义”外交战略,转而实施与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的更具灵活性的“新东方政策”。从中反映出,国际核秩序转型的实质是各国在核领域的权力再分配,从而影响到各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