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不征之国”新论——兼谈明太祖的地缘政治理念

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将十五个国家列为永不征伐之国,然终洪武一朝,始终未曾刻意向诸国宣布过这一"不征"之论,反而在不同场合对其中多数国家透露过诉诸武力的意图。依交往方式的相似性,可将明朝与诸国的外交模式划分为三个层级进行探讨。其中朝鲜和日本位于第一层级,对其外交以绝对的武力威慑为后盾展开;大小琉球与印支半岛诸国为第二层级,对其交往以恩威并施、拉拢与防备并行为特点;其余国家位于第三层级,与其交往方式随局势的具体情况而变更。总体上呈现出距离越近,政治、军事与文化作用力越强,距离越远,经济力作用越强的特点。"不征之国"论只是针对子孙后代以及本朝官员进行行为约束的条文,并不是一种实践中的外交原则,然而这一思维模式以及三层级的外交框架,仍对后世外交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勘合贸易视野下中日两国城市兴衰的关联性——以宁波、博多与堺市为中心

明初与日本的官方往来通过勘合贸易进行。早期日本遣明船以兵库为始发地,在博多中转,赴明后进泊宁波港。应仁之乱后,始发港从兵库转移到堺市。以明朝的政策导向为依托,凭借勘合贸易,宁波、博多、堺市都曾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这三座城市的城市面貌与功能的兴衰变换过程具有关联性,反应了当时东亚海域已经初具城市体系雏形。

清代五台山功能的文化转向与政府形象建构

清代立国之初大力扶持五台山藏传佛教,很大程度上出于拉拢蒙藏王公势力的政治因素考虑。康熙至乾隆时期,清廷开始以儒家精神理念装点五台山,将其塑造成宣传文治理念、打造皇帝儒家道统领袖角色和推行民间教化的平台,五台山的功能开始从政治向文化转向。这一转向与北京和热河藏传佛教寺院陆续修建后分担了五台山部分政治功能有关,以五台山为平台的文化实践同时也表达出清统治者对于儒家五行观和正统观的理解。通过皇帝频繁巡幸,五台山给清廷带来超越于佛教崇奉和处理民族关系之上的积极效应,对于清廷构建政府形象、彰显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正统性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中国医者渡日成因与影响考辨

清代以来日本从中国进口医学书籍和药材量持续增多,但由于缺乏具有临床经验的医师指导,解读新出医书和识别新药等方面困境重重。为提升本国医疗水平、应对江户时代以来频繁出现的灾情,幕府出台了从中国引进医学人才的方案。中国渡日医师人数有限,赴日后由于两国医学传统和用药理念差异,合作面临诸多困难。但经过双方不断磨合与交流,日本汉方医学理论和实践水平都有极大提高。以往返于两国之间的商人为纽带,两国医师也开辟了远程交流与请教的新渠道。这种互动模式,为后来东亚各国医疗合作体系建设和医学理念革新起到了示范作用。

江户时代日本俵物“出血输出”中国的历史逻辑

17世纪末,日本出台专门针对中国的俵物(干海参、干鲍鱼和鱼翅)出口政策,通过政府统筹管理、奖励生产、民间禁食等多种手段,搭建起纵贯全国的俵物供货网络。至18世纪形成俵物出口中国的稳定渠道。纵观江户时代,俵物出口量虽在波动中持续上升,却并未给日本带来实质经济收益,“出血输出品”因之而得名。俵物出口政策是江户幕府推进国内集权的同时,为打开中国市场、改变输出品结构而做的尝试,与日本扩大在东亚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目标相一致。俵物贸易对中国海产品市场影响有限,但为明治时期日本大规模海产品出口探索出了有效路径。

明代的内市与灯市

内市与灯市,是明代分别设置在东安门内外的商品交易市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内市对宫廷存在安全隐患,灯市对京城民间风气具有导向作用。明代中期开始,明廷曾就内市的罢留、灯市的兴废问题展开讨论,最终因各方利益牵制未遭废弃,而是随着朝廷控制力松弛与遍及全国的商品经济潮流,不断发展繁荣。明代晚期政局动荡,内市被迁至皇城外,与灯市位置重合。内市与灯市是明代距离宫禁最近的商品交易市场,作为宫廷内外互通有无、信息交换的渠道与各阶层之间沟通的桥梁,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其繁荣也是明朝经济与社会状况的直接体现,在京城诸多市集中,处于特殊地位。

南明弘光朝重颁《三朝要典》的风波及其影响

《三朝要典》颁行于明天启六年(1626),由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示谕奏疏档册,加上案语而成。崇祯元年(1628)被崇祯帝下旨焚毁。南明弘光时期伴随着"翻逆案"和激烈的党争,《三朝要典》重颁。《三朝要典》的重颁在弘光朝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它直接为马士英集团所利用,成为其翻逆案,扩大自己权利的工具,朝中出现"善类为之一空"的局面。激烈的党争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

日本遣明使的江南记忆与城市认同——从中国宁波到日本堺市

中日勘合贸易期间,日本遣明使团来中国朝贡和贸易的同时,在贡路沿线,尤其是以宁波市舶司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广泛游历,结交文人士大夫,购买商品,从江南文化的旁观者逐渐成为直接参与者。返回日本后,遣明使将熟悉的江南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在勘合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堺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复制,以寄托对江南生活的怀念和向往之情。起初明式生活方式仅在有过入明经历或者和勘合贸易有关的群体中流行,随着堺市凭借勘合贸易积累的财富走上富庶繁荣,明文化气息愈加浓郁,与明代相似的流行风尚和城市文化逐渐成为普通民众都能认同的文化符号,并通过僧侣、商人和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传播开来,堺市因之而成为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