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学科强基计划与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几点思考

生源质量、专业和学科范围、培养模式、考核及进出机制四个方面,从不同角度制约着强基计划和拔尖计划的实施质量。强基生的转段资格认定及录取政策应尽早明确、强基生专业归属应尽早明确、强基生跨校转段保研应尽早打通、强基计划方向的设置应尽早回归常识。在拔尖人才培养过程中,原典精读是根本、课程体系是关键、学分改革是重点、课程改革是亮点、功利内卷不可取。在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高校存在对拔尖的理解和定位不一致、培养方案参差不齐、选拔和管理模式不一致、拔尖学生与普通学生的资源配置模式以及确定拔尖学生进入与退出的比例不一致等分歧意见。

从《史记》看西汉“是”与“此”语法功能的异同

在《史记》的统计语料中,“是”有形容词、系词、指示代词,“是”和“此”有指示代词作主语、宾语、定语等六个方面的功能。观察“是”和“此”的这些功能,可以看出:“是”可以充当形容词、系词,充当指示代词作谓语,而“此”都不能;“此”的指代性比“是”要强;“此”和“是”作主语时,都可以后接谓词性谓语,但“是”后接谓词性谓语占绝对优势;“此”作动词宾语、定语的比例则均高于“是”。系词“是”的形成可能与其指示代词和形容词用法都有关系,而“此”不具备形容词用法,因此不能发展为系词。

上古汉语是否存在作格动词

文章回顾了关于上古汉语作格动词研究的不同意见,指出上古汉语存在作格动词,理由有二:第一,“四声别义”“清浊别义”与词的同一性问题不能否定上古汉语作格动词的存在;第二,上古汉语时期,“破”类动词是作格动词,“斩”类动词不是作格动词。

统编本初中、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部分编写的特色与问题

论文综述了针对统编本初、高中语文教材的三方面研究成果,总结了初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写的三方面特色;指出统编本语文教材淡化文言理论知识,从四方面论述:(一)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淡化文言理论知识的表现;(二)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介绍的古诗文常识;(三)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介绍的现代汉语知识体系;(四)统编本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代汉语知识。小结指出,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修订时应该适当介绍学界形成共识的古诗文常识,统编本高中语文教材应该更为系统介绍古诗文常识,选择更为权威的版本,打好学生的语文基础,掌握更为牢固的语文能力知识,同时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打好基础。

古汉语词义衍生途径新说综论

“聚合同化”诸说大多源于王念孙《广雅疏证》的“同义相因”说,“聚合同化”说和“组合同化”说又都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契合,因而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切韵》系韵书重纽研究综述

本文分三阶段全面总结了《切韵》系的书重纽研究概况，指出众多汉语音韵学家在二方面已达成共识：（１）重纽读音有别，区别在于介音不同；（２）尤韵自身也存在重纽，幽韵不是尤韵的重纽。此外，关于重纽与同韵舌齿音的关系，仍存在分歧。

论《马氏文通》对汉语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的认识——兼谈《文通》的“字无定类”和“字类假借”说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已经认识到了汉语的词类和句子成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由于“字类假借”说的多次出现,以及研究者们的不同理解,这就经常引发了关于《马氏文通》究竟是持词有定类说还是持词无定类说的争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马氏对汉语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的深刻认识。

再谈汉语形容词的鉴别标准

在逐一回顾了各家鉴别汉语形容词过程中所使用的标准的基础上,指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所使用的标准在不断丰富和完善,逐渐从单一标准过渡到多项标准;鉴别汉语形容词不能只用其中的一条标准,否则会把大量的名词和动词都混杂进来。鉴别汉语形容词,可以综合考虑四方面的标准。此外,无论是近代汉语时期,还是现代汉语时期,程度副词都能作为区分动形的有效标准。

东汉训诂材料与汉语动结式研究

文章结合东汉时期的训诂著作《说文解字》、《释名》和郑玄注释语言中的100多条材料,对[V1+V2]或[V+A]中常见的24个V2或A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使动用法、作定语用法及连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V2在东汉时期发生了较重要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认为由这些动词或形容词充当下字的[V1+V2]或[V+A]在东汉时已演变为动结式。同时,文章再次指出“V2自动词化”标准在判断动结式时存在局限性。

从变价的角度看古汉语动词自动词化的趋势

在语法研究尤其是动词配价研究中,区分语义价和句法价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古汉语常见的减价结构有被动式、反宾为主句、动词和宾语之间插入介词"于/於"、"主语+可/足+动词"、主语省略、宾语省略、交互结构等七种;古汉语常见的增价结构则有使役式、施用式、与格转换、领有者提升等四种。就一般情况而言,无论是增价还是减价,改变的都是句法价,而不是语义价。但是,有两种特殊情况会使动词的语义价和句法价都发生改变:自动词化和他动词化。"破"、"裂"、"灭"、"绝"、"断"、"残"、"折"、"败"等动词发生自动词化的演变过程表明:(1)部分他动词虽然自动词化了,但他动用法仍然存在,准确地说,是一分为二。(2)不同的他动词,其自动词化的步伐并不一致,有的早,有的晚,变为自动词的时代也不完全相同;换言之,自动词化不同步。

语用推理语义化与古汉语中一类形容词的产生

古汉语动词演变为形容词有三条途径:一是及物动词通过反宾为主用法,发展为不及物状态动词,再发展为形容词;二是由不及物状态动词发展为形容词;三是通过"语用推理语义化"发展为形容词。在汉语史中,有一些动词发展为形容词不能用"结果状态焦点化"的认知动因来解释,如"重、堵、挤、飘、吵、闹、沉、浮、透"等。在这9个动词中,既有及物动词,如"重、堵、挤";也有不及物动词,如"飘、吵、闹";还有本为不及物动词,后通过使动用法发展为及物动词的,如"沉、浮、透"。这9个动词都是通过语用推理语义化途径发展为形容词的。

“V2自动词化标准”献疑

本文将动结式晚出派的判断标准概括为"V2自动词化标准",指出这条标准过于严格,在判断动结式时难以贯彻到底,操作性不强。文章结合六朝至唐宋时期的八部文献,对"破、断、坏、灭"等4个动词的使动用法和用于动结式的情况进行了统计,据此分析了这条标准存在局限性的根源。

论“词本位”理论的困境

针对“什么是汉语的‘词’”、“如何划分汉语的词类”、“如何利用现行的词类体系进行语法分析”等问题,丁声树、朱德熙、吕叔湘、赵元任等学者都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不过,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词本位”理论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困境:(1)确定汉语的“词”困难重重。(2)词类划分问题难以统一,词类划分结果分歧较大。(3)利用现行的词类体系进行语法分析时无法避免繁琐与循环论证诸问题。

汉语形容词的一个重要来源:动词

文章通过考察上古时期"破、折、断、裂、残、败"等六个强及物性动词逐步发展出形容词用法的历程,指出"及物动词→状态动词→形容词"这一演变规律可能是一条比较普遍的规律。

《左传》反宾为主句考察

文章界定了上古汉语反宾为主句的范围,在此基础上穷尽性地研究了《左传》中的130多例反宾为主句,从而揭示出《左传》反宾为主句的三个基本特点:一、主语生命度高的反宾为主句少于主语生命度低的反宾为主句。二、主语生命度高的反宾为主句有两个特点:(一)以对偶句或排比句居多;(二)句中动词以刑罚、惩处、封拜任免类动词居多。三、否定的反宾为主句占绝大多数。文章同时还解释了反宾为主句为什么会具有这些特征。

再论《马氏文通》起词的性质

传统看法认为,《马氏文通》的“词”相当于句子成分,“次”相当于西方语法中的“格”,但又不等同于“格”,“次”可以取消。本文认为:《文通》的“词”具有多重性,包括不同层面的概念。起词是语法组合关系层面的概念,相当于主语。从形式上讲,包括名词主语、代词主语、小句作主语等等。从语义角度看,包括施事主语,受事主语等等。因此,不能说起词相当于施事。

高诱《淮南子注》中的动结式研究

该研究利用判断动结式的三条综合标准,以东汉高诱《淮南子注》为研究对象,结合东汉时期的其他文献,如《汉书》《论衡》《太平经》等,针对其中部分V1V2式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有的V2满足三条标准,且V1都是及物动词,由它们构成的26例V1V2式可以视为动结式。此外,还有15例V1V2式可以视为动趋式,它们属于广义的动结式。

《杜诗详注》与《读杜诗说》叶音考辨

本文分析了清人施鸿保《读杜诗说》针对仇兆鳌《杜诗详注》叶音改读的十余条考辨,指出《杜诗详注》多用叶音改易平仄以就律,一方面导致注音错误颇多,另一方面导致其所注"一作某"往往无本可据,徒增分歧。

对《史记》语料性质的认识及处理办法

作为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语料，《史记》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但是《史记》的语料性质十分复杂，《史记》中有很多文字直接来自上古，有一些则经过作者改造后写成，其中有的可以反映西汉时期的语言面貌，有些反映的则是先秦的语言特征。建议应该将《史记》一分为二，《史记》“上”更多代表先秦的语言，《史记》“下”则主要代表西汉时期的语言。吸收了文献学界的研究成果，慎重删去一些篇目和一些后人搀入的内容。整理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作为语言研究的《史记》文本。运用一些特征词在《史记》“上”和“下”中的使用差异，并结合汉语动结式研究的有关问题，证明《史记》内部的语言差异反映了历时的差异，从而进一步证明应该将《史记》一分为二。

评李方桂先生的上古声母系统研究

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提出了两条上古声母的谐声原则,以此来检验高本汉、董同龢等人所拟测的上古声母系统,并将其与黄侃、董同龢等学者的上古声母系统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上古声母系统的几个特色及其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