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与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

陈光甫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在他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中,创办和经营管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美国谈判并达成白银协定和桐油、滇锡借款,不少著述都有相当篇幅述及。然而对于其担任中英美平准基金会主席期间的活动及作用,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①事实上,中英美平准基金会直接关系到战时中国的货币制度、外汇政策和市场运作,与当时中、英、美之间的财政金融联系密切相关。本文在较仔细地查阅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有关档案、陈光甫相关生平资料及当时报刊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陈光甫在平准基金会成立、运作与结束各阶段中的作用及复杂心态,以冀深化对陈光甫和战时中国金融史的研究。

在学术独立与政治涉入之间——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

1928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国民政府创办了国立中央研究院,该院是由蔡元培等一批知识分子精英综合各国的中央研究院、国家学会及全国研究会议的组织模式(主要是借鉴法国皇家学院的官办集中型体制),并斟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需要而组建的。本文拟就蔡元培组建中央研究院这一历史过程出发,探讨其如何在学术独立与政治涉入之间寻找平衡。

近代上海外汇市场发展述略(1843—1937)

上海外汇市场是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应运而生的,而其发展亦随着贸易的渐趋发达而日益成熟。从上海开埠到抗战爆发,上海外汇市场从萌芽到形成、发展,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到2 0世纪2 0年代末,外汇市场的交易以及运作仍主要是由外商洋行、银行操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华资银行开始涉及外汇业务,外商银行独霸的局面始得改观。3 0年代初,政府更多介入金融业的管理,随之而来的金贵银贱、白银风潮等金融动荡,使得国民政府通过中中交三行,颁行禁止外汇投机等法令,直接间接介入上海汇市的管理。而法币改革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为外汇汇兑本位,控制汇市达到货币政策的正常运行,变得格外重要,这一时期,政府逐渐施行外汇市场的直接管理。

开埠初期上海的国际贸易与汇兑

整个18世纪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起初,英国除了运送白银以外,别无弥补贸易差额的手段。国际贸易所形成的货币在埠际间的流通量年均约数亿两白银,如此庞大的货币量,在埠际运来运去,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经济学观点看来,为了节约社会劳动的不必要耗费,以汇票代替运现越来越成为现实的需要。上海开埠初期的十几年间,国际贸易结算方式历史地从现银结算向汇兑结算转变,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其中洋行在汇兑交易中暂时处于操控地位。

重振的幻灭:战后上海外商银行的历史演变

战后,整个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与此相应的,在华外商银行的格局亦发生改变。作为战败国德、意、日三国银行被四行二局所接收,原属英、法、美等国财产则发还原主。但其中欧洲各国银行失去扩大海外投资的能力,美资银行恢复较为迅速,实力大为增强。然而,随着内战的深入发展,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恶疾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上海金融业呈病态发展,通货急剧膨胀,但信用却一直处于紧缩状态。一方面游资泛滥,另一方面正常业务多感资金拮据,外商银行在市场中配置资源的作用逐渐消失。为自身利益计,外商银行只能成为投机以及资金外逃的主要渠道,极大地破坏着金融市场的稳定。随着金圆券改革的失败,金融危机狂飙突进,包括外商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都不能幸免于难,至1949年初,上海外商银行各项业务已经陷于停顿,其战后重振的梦想最终幻灭。

清理与统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日资银行功能的转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与此相应,上海外资银行体系中,英、美、荷、比等国银行尽数被清理攫夺,法、意等国银行则难有作为,只有日资银行一枝独秀。作为日本军事和政治侵略的急先锋,以横滨正金银行为代表的日资银行功能发生转向,其主要采取垄断强制的方式控制金融市场,为日军在华中地区物资劫掠提供资金支持。

近代上海早期中文商业报纸的变迁——以《上海新报》为例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对信息的巨大需求,近代上海早期中文商业报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中文商业报纸的第一页,《上海新报》自诞生之日起,业务上发展很快,对近现代的新闻传媒起到了开拓性的示范作用。文章旨在通过对《上海新报》诞生背景及条件、办报理念与特点的分析,探讨近代上海早期中文商业报纸"中文化"的变迁过程。

近代上海外商银行公会的行业自律与风险防范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随着外商银行在上海的广泛建立,其自律性同业团体上海外商银行公会得以组建。为了维护外商银行业的整体利益,确保银行体系稳健运行,上海外商银行公会在会员充分讨论、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共同遵守的业务经营与管理规则,并监督会员银行有效执行。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上海外商银行公会也能积极承担和履行“银行的银行”职能,弥补官方监管的不足,最大限度规避银行风险。

再现历史的真实:文献与口述的结合之作——马军著《1948年:上海舞潮案》简介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上海，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一重要地位决定其必将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由于各种原因，中外学术界对该时段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复杂的历史与文化环境进行理性分析的专著更不多见。马军的《1948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版，以下简称《舞潮案》）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从利用到清理:建国初上海外资银行政策的嬗变

上海解放后,作为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集中体现,外资银行停闭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由于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影响,其过程较为复杂,从中国政府的策略而言,有一个从利用到清理的转变。其中清理的方式前后亦并不一致,初期外资银行多因自身经营问题自行歇业,朝鲜战争期间,军管等行政命令式的改造方式在美资银行中使用。1952年之后歇业的外资银行,则多采取对价转让的清理方式,既照顾了对外关系,也促进了大一统经济模式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上海外资房地产企业的监管与清理

上海解放后,外资房地产企业作为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特权的体现,其停闭成为历史的必然。基于革命现实主义的考量,上海市人民政府对于外资房地产企业的政策有一个从监管到清理的曲折变化。由于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影响,其清理过程较为复杂,清理的方式并不一致。经过清理的外资房地产企业,通过对内对外清资核产,不仅为计划管理,还为之后可能出现的外交交涉做好了准备。

上海解放初期外汇市场结构与业务变动历程探析(1949-1952)

上海解放后,国家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外汇收支纳入政府管理,外汇市场中有仍保留外汇收支业务的私营企事业单位、个人及外资企业、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不断缩小。随着金融监管的不断加强,经营外汇业务的指定银行中,中国银行逐渐超过外资银行和私营华商银行,取得压倒性优势。因国营外贸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外汇业务逐渐趋于非市场化。上海外汇市场萎缩是新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必然结果。

战后在华美资银行的复业与顿挫(1945-1956)

抗战胜利之后,美国在华银行迅速复业并飞速发展,但内战爆发,通货恶性膨胀,这一趋势受到遏制。建国之初,从中共的策略来看,对外资银行有一个从管理、利用然后到限制、清理的过程。从美资银行的应对而言,一开始即持消极态度,但很快就要求歇业清理。美资银行从最初的复业、独享繁荣、增设,到最终的自主歇业、军管、清理,折射了战后中美之间复杂的商务关系走向。当然,最终决定商务关系的是中美各自的政治考量。

从开放到管制——战后国民政府外汇政策的演变及后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先后制订和实施相关财金政策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巨变。在金融方面最为重要的举措即将战时外汇管制政策转变为战后初期的开放外汇和黄金市场,然而这一政策随着内战的爆发而最终失败。随后国民政府军事由盛转衰,正常的经济活动因恶性通货膨胀难以维持,外汇市场不得不再次施行管制。

消除文化霸权: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上海美英电影公司的监管与清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改变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电影市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利益,上海市军管会通过电影审查和经营监管等直接、间接方式,逐渐缩减美英电影放映市场份额,限制美英电影公司的业务,进而减少西方意识形态传播和渗透,消除文化霸权。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彻底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上海市军管会军管美英电影公司,这些电影公司陆续以自主歇业的方式退出上海电影市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外资银行金融监管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彻底改变帝国主义垄断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等机构通过行政命令和经济手段,一方面允许外资银行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条件下继续营业,一方面逐渐限制外资银行业务,对其进行市场准入、市场运营、市场退出监管。

共产党员先进性基本要求思想的由来和发展

共产党的先进性是靠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来保证和体现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共产党员先进性有不同的具体要求。胡锦涛同志关于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六条基本要求,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关于党员先进性的最全面、最集中的表述,是对我们党85年来加强先进性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充分吸收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成果,既一脉相承,又开拓创新,对于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疆货币金融的近代化

通过翔实史料描述了新疆货币金融的近代化过程。指出新疆货币近代化和金融业近代化与内地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有某些特殊性。

中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监控体系研究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小企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会计信息质量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以中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为切入点,分析中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的问题,并探索建立中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监控体系,以期提高中小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

近代国际货币治理体系的建构——全球视角和中国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通过多种方式和角度呈现,货币问题是其核心命题之一。近代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早期殖民侵略和海外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先后经历了“一战”前的金本位体系,两次世界大战间的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混合体系,“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国际货币治理体系是针对跨境货币流动形成的由价值观、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构成的治理系统,近代以来也分为三个与之相对应的历史阶段,即帝国秩序阶段、国际联盟体系阶段、联合国体系阶段。这一治理体系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考察近代中国货币体系在遭遇冲击后逐渐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也就是从全球视角审视中国选择。这仍会有很多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