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及中国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状况变动研究——基于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人口社会学比较分析

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呈现出以下新特征:在自然结构上,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规模大幅增长,其中外国人、中国香港人以及中国澳门人的数量均有增长,但中国台湾人的数量有所下降;外国人是主要群体;高度年轻化;男女性别比从严重失衡趋于基本正常,但有显著内部差异。在社会结构上,在中国的外国人来源国遍布六大洲且来源国数量仍在增加,其中非洲国家数量增长最多;亚洲依然是外国人的最主要来源地;缅甸、越南超越韩国、美国,成为前两大外国人来源国;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以商务为动机的人数呈下降趋势,就业、定居的人数显著增长;整体受教育程度有所下降;西南地区的外国人数量增长迅速;居留5年及以上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数量和比例均显著增长,中国内地(大陆)作为外国人和港澳居民的长期居住地的吸引力在显著增强。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持续增长以及在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值得高度关注。

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可借以分析我国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现状,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能综合考察影响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多重因素。研究发现:虽然我国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总体身份认同状况较好,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期望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个体因素、制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流迁因素和社会交往因素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均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促进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的政策建议: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体系;将青年流动人口全面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和城市社区体系,消除青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社群隔离。

居住资源与老年人健康不平等——基于社会分层的视角

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视角出发,把居住资源作为分类依据,将居家老年人划分为三个居住资源群体,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不同分层的老年人的健康结果差异,说明居住资源的分层直接导致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居住资源相关变量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财产性资源、设施性资源和服务性资源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居住资源分层会导致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且层级越高,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好。据此提出如下建议:精准帮扶居住资源劣势群体,打造老年人宜居环境;关注农村老年人居住状况,缩小城乡健康不平等;加大社区服务供给,构建老年友好社区;出台激励和保障措施,优化老年人居住资源环境。

中国低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分析个人因素、健康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流迁因素对乡—城、城—城低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低龄老年流动人口普遍健康,但其就业率特别是城—城低龄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率较低。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和低龄老年流动人口的类型是影响低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因素。对此,政府应尽快出台低龄老年人,特别是低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的社会支持政策;鼓励体制内企事业单位继续雇佣有专业特长的低龄老年人口,特别是城—城低龄老年流动人口继续就业,以提高低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的社会贡献;继续提高低龄老年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低龄老年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为乡—城低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人的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的现代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近代野蛮和人的异化的基础上的。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人的人格品质的现代化和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人的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

论欧洲难民问题及其消极影响

欧洲难民问题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洲难民的主体是来自东欧国家、非洲、中亚等地区的难民。欧洲难民问题对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非传统安全、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

论自媒体的特征、挑战及其综合管制问题

基于互联网技术而迅速发展的自媒体,其信息制作和传播行为具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显著特征:个体化、自主性、多样化、圈群化和高速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自媒体掀起了传播领域的一场革命。但同时,自媒体对政府管控的权威媒体的话语权、传播媒体的管控模式以及信息安全问题,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自媒体的媒介人(或用户)、媒介人社会组织、媒介行业和政府部门四个层面,从自律和他律两种机制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媒体综合管控模式的逻辑构想是:构建自媒体的媒介人(或用户)的自我约束的道德自律与法律他律机制;建立自媒体的媒介人社会组织,提高自媒体的媒介人的媒介素养;强化自媒体或网络行业自律公约的功能;政府的间接管控,构筑起自媒体网络信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最新数据的统计表明,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总体较低,中青年占主体,且参保比例与年龄的增长呈"倒U型"曲线分布。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在外资企业的女性流动人口,其参保比例较高。女性流动人口重复参保的比例较低,流入到东部地区的女性流动人口参保比例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从个人特征、社会经济特征、流迁特征和性别特征来看,个人特征是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参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重要因素,但社会经济特征对其参保行为的影响最为显著,流动特征则在不同程度上对其有所影响。另外,流动人口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方面,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并不突出。

我国单独二胎人口政策实施的意义、现状与问题

我国正在实施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具体体现。"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延缓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步伐;有助于缓解养老保障的压力;有利于延长中国的人口红利;有利于抑制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态势;有利于增强家庭的稳定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但该政策实施近一年的情况表明,我们也应注意如下问题:由于生育意愿的下降而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生育权及抚养负担的不公平;诱发生育抉择时的家庭矛盾;进一步凸显女性求职的"隐形劣势"以及导致择偶观变化、母女生育权冲突等新的社会问题。

人口高速老龄化:我国社会养老服务面临严峻挑战

人口高速老龄化,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具体表现为我国老年人的规模迅速扩大、高龄老年人的比例高速上升、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数量高速膨胀以及人口老龄化步入快车道。高速老龄化的庞大老年人口以及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导致的生育率下降而形成的家庭规模的日益缩小,最终导致了我国传统养老模式的终结。社会养老问题已成为摆在我国社会和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最严峻的现实问题。尽管我国政府于2011年提出并实施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的社会政策,目标是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养老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但由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期尚短、社会养老资金投入不足、社会养老及其配套政策落实不到位、多元化的养老主体没有形成、社会养老的服务水准有待于提高、社会养老专业人员缺乏等原因,致使社会养老服务的建设目标在短时期内无法实现。由此,时不我待的人口高速老龄化对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成了日益严峻的现实挑战。

欧洲难民危机消极影响的三维透视

难民危机的消极影响表现在欧洲国家、欧盟和国际关系三个维度上。在国家维度上,欧洲难民危机对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政治领域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在欧盟维度上,欧洲难民危机冲击了脆弱的共同外部边界与欧盟共同的难民政策,凸显了欧盟内部的分裂和欧盟内部治理机制的缺陷,加重了疑欧倾向和疑欧主义政党的崛起,对欧洲一体化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国际关系维度上,欧洲难民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巴黎暴恐案,使法国调整了中东政策,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合作,削弱了美国为首的以推翻巴沙尔政权为目标、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联盟;欧洲难民危机成为土耳其要挟欧盟尽快启动入盟谈判的重要砝码,对欧洲一体化的健康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欧洲难民危机也使得欧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道德形象黯然失色。

简论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

从德国移民发展的历史来看,德国始终存在着移民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实现并经历了从移民迁出国到移民迁入国的根本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经历了三次大的外国移民潮:客籍工人潮、回归移民潮和难民潮,最终使德国成为事实上的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国家。

我国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可行吗?

随着我国失能老龄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照护需求的快速增长,现有的家庭照护与机构照护面临严峻挑战,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问题已成为摆在社会和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它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减轻家庭负担、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及维护失能老年人的社会公民权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的老龄政策逐步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多元筹资主体财力稳健,“以孝为先”传统文化积淀,专业服务人才队伍正在壮大,表明我国已初步具备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的基本条件。其推进路径是:构建以长期护理保险为核心的多层次筹资制度;发展“以老年人为中心”的整合照护服务体系;建立正式照护与非正式照护相结合的责任共担机制。

欧洲的中国新移民：规模及特征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新移民是指1978年以后移居海外、居留一年以上的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拥有中国国籍或加入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在欧洲的华侨华人规模,包括留学移民和非法移民,在260万-320万之间。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新特征是:中国新移民的移民类型多元化,其中投资移民成为新移民的突出特征;中国新移民的社团发展迅速;中国新移民的精英人群增加,社会融合程度提高;中国新移民的大众传媒意识和参政意识强烈,华人政治地位显著提升。从规模上看,欧洲已成为中国新移民增长最快的地区;从区域上看,中国新移民已遍及整个欧洲国家;从社会地位上看,欧洲的中国新移民文化素质偏低、社会地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从民族国家到现代移民国家——论法国的移民历史进程

19世纪以来,法国经历了四次大的移民输入的浪潮:第一次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主要来自与法国接壤国家的中欧、南欧和英国的移民潮;第二次是20世纪上半叶,以中东欧国家为主要来源地、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移民潮;第三次是从1945年到1973年,先是以中南欧移民为主体,后被来自马格里布等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移民所取代的移民潮;第四次是1974年至今,以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为特征的移民潮。经过这四次移民潮,法国从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演变成为非典型意义的现代移民国家。

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欧洲多元文化主义面临严峻挑战

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多样性的族群、语言、文化和宗教的矛盾而实施的一项成功的社会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的迅速增长而导致的欧洲伊斯兰化的担忧加剧,国际上反恐政策诱发的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内的穆斯林族群与主流族群的分裂以及穆斯林移民的伊斯兰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对当代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尽管西欧各国政要纷纷抨击并宣布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实际上,完全放弃多元文化主义、重新恢复到同化的单一社会政策已几无可能,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实现欧洲国家族群和谐、宗教文化共荣的唯一路径。

欧洲难民危机中的德国难民政策及难民问题应对

在欧洲难民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实施的难民政策经过了"谨慎对待"到"友好欢迎"再到"逐渐收紧"的调整过程。自2015年至今120多万难民的进入,让德国承受了巨大的难民接纳压力。为此,德国从国内和欧盟两个层面采取了应对举措。在国内层面,德国优先放弃了《都柏林公约》之个别条款,主动承担起难民申请、登记、造册、审查、甄别和临时安置的责任;增加难民登记与审核人力的投入,创新避难审核模式,提高避难程序审核的效率;为各州合理分配难民安置配额;设置"较安全国家",拒绝来自"较安全国家"的难民庇护者的申请及就业;投资建设或改建难民营,为各州难民安置及时拨付难民安置款。在欧盟层面,德国积极支持并力图推动欧盟制定和实施统一的难民配额方案;积极支持并主导欧盟与土耳其就难民过境和难民安置等问题达成协议;积极支持对欧洲现行的难民庇护政策与制度进行改革。

欧洲非法移民现象为何愈演愈烈

欧洲的非法移民现象愈演愈烈是由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促成的。其政治原因是,冷战政治、后冷战时代的左右摇摆的移民政治、对待非法移民的不利政治因素和种族因素;其经济原因是,全球化发展不平衡、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外国移民;其社会原因是,完善的移民网络和国际人口走私集团的强力介入。

欧洲移民问题的形成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末,欧洲共经历了四次移民大潮,使欧洲越来越成为事实上的移民大陆。大量的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并没有融入欧洲主流社会,而成为边缘性的少数民族群体,因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移民社会问题和移民政治问题。欧洲极右翼政党及时抓住了选民关心的移民问题,高举反移民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大旗,赢得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从而在西欧国家的政坛上异军突起。

非法外国移民在中国的现状、症结与对策

非法外国移民问题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21世纪以来,中国已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一些欠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的移民目标国。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的"三非"外国人,主要聚集在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及东北地区。非法外国人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原因是:针对外国人的管控立法滞后;处罚标准过低;部门间缺乏有效相互支持;存在外国人管理盲区;遣送机制不顺等。解决在华非法外国移民问题的对策是:制定和实施完整规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法》;加大对外国人的"三非"行为的处罚力度,可直接入刑;组建移民和难民部门;尽快建立全国联网的、各部门共享的外国人信息管理系统;公安部门理顺遣送机制、培训与建立高标准的涉外管理队伍;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在华临时安置与社会救助实施办法》,将无法遣送出境的"三非"外国人和获得中国政府认可的难民,给予人道主义的安置和社会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