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悖论及其突破

全球科技创新正悄然重塑着全球价值链中制造业的资源基础和竞争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应用不断推动价值链贸易突破原有制造业的分工极限。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以“国际代工式”生产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制造业基于资源及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的被动选择,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了“未强先降”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这有悖于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制造业产业演进的应有路径。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统辖方式,资本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使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愈发突出,而资本逻辑导向的金融化与空间化并未缓解危机,却加速了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形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大循环,都需要建立以国家治理为内生性保障的治理模式,应从内核驱动、战略布局、产业互融等多层面构建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防控路径。

厚植新发展格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中国面对国内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格局,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其中关键一环。新发展格局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更高的内生要求:产业结构发展协同化,产业价值创造高端化,产业分工形态集群化,产业增长潜力最大化,产业供需对接适配化,多维产业意蕴共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产业体系。尽管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仍面临诸多困境,厚植新发展格局应该着重从稳定实体经济主体地位、创新核心技术、协同要素发展、夯实产业基础等方面不断深化并推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形势下中俄务实合作的基础与前景

世界动荡变革呈现新的特点与趋势,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国际贸易增长不断萎缩、全球债务水平不断攀升、金融市场动荡持续加剧、去全球化消极互动明显。世界经济发展呈现新形势,即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美西方经济重要性和全球GDP贡献占比下降,而中国、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经济重要性和全球GDP贡献占比上升。在此背景下,中俄务实合作的基础表现为“政治互信”的中俄双边合作日益稳固、“经济互补”的中俄双边贸易日趋密切、“共商共治”的中俄全球治理理念为多边主义注入新动能。未来中俄两国可在经贸、科技、金融等领域展开深度务实合作,双方可联合国际一切友好正义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同盟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和挑战。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

一般的贫困概念核心往往是收入低下,阿马蒂亚.森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问题上,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加大我国贫困人口能力方面的投资,促进贫困人口能力的提高,是消灭贫困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风险理论研究

在对资本的追逐中,风险随之发生并演化成与资本如影随形的系统体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揭示了风险的生成、生长、演化的各种发展形式和内在联系的逻辑,资本主义流通过程则说明了风险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特定时空序列中风险的自我发展运动过程和再生产结构。在资本的总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有机体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集成系统,风险达到顶峰,其中尤以生息资本风险状态最高。当资本内在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风险就演变成危机,风险到危机的过程是风险依傍资本又否定资本的过程。资本主义系统中的风险,实质上是资本逻辑的风险,表现为风险主体的分化、风险运行的结构化以及风险环境的全球化。基于资本逻辑的风险治理和消解,显然无法通过风险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只有通过对资本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生态资本逻辑的形成及其超越——基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客观要求与危机的重塑,使资本逻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互融,生态资本的形成正是资本逻辑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反映。生态资源的商品化是生态资源资本化的逻辑起点,生态资本在运动过程中具有资本运动的普遍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资本运动的不断扩张中,生态资本在生态资源不可逾越的硬性约束下会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更是社会危机,生态资本逻辑的超越需要"否定之否定"。

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的研究转向与超越

理性主义视角中的风险理论是一种技术取向,客观量化的风险技术是风险治理的依据。风险社会的建构主张体现了人们对风险问题的认识已经从最初的"理性关注"提升到了一种系统的"理论自觉"。风险社会的现实主义转向又把人们的视角引向更加具体的风险放大传导机制及影响的研究。与一般的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一味地批判、否定或解构不同,社会风险的研究域场倡导了一个更为积极的研究方向。尽管如此,这些风险理论仍需要超越,资本逻辑导向的风险分析才能深刻揭示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矛盾和现代风险发展的历史趋势。

当前我国城市社会风险的多元协同治理

随着城市被社会风险系统化地重构,城市社会风险正在改变现代城市运行的自我更新和结构性变革。城市社会风险的治理不应该是一种单纯的根植于线性因果关系的“控制思路”,而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逻辑引致的多元协同治理范式。这种多元协同治理是通过流程再造和有效的协同机制,形成的互相依赖、统筹兼顾、利益共享、协同创新的动态自组织网络系统。在这个治理框架中,政府组织是核心主体和中心节点,居于全面统筹协调的主导地位,通过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有效调整不同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同时因势利导激活其他组织的内生能力和自治能力,拓展微观社会主体的成长空间,推动市场组织市场化机制的恰当运用和社会公众的实质性参与,实现城市空间从“我”到“我们”的转变,从而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于无形。

流通组织演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流通组织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生产组织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流通组织的发展规模要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即生产组织和消费者,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变迁过程中,流通组织始终紧密联系生产组织与消费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流通组织的演进与生产组织的演进高度关联,技术进步是流通组织演进的内在驱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是流通组织演进的外在驱动力。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逻辑进路与趋向研判

在对风险社会的因素刻画与治理探寻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是现有的最具综合性研究工具。以理论为导向的风险放大研究强调风险解释的社会建构,不再局限于风险的技术定义,基于制度与文化驱动下的内在机理以及微观样本下的新型场域而展开深入分析,逐渐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媒介为主体、以社区为单元的风险社会放大的复合治理体系。具体到中国情境,则着眼于从哲学基础及深化、实证检验及本土化治理等方面实现多角度挖掘,形成从“国家中心治理”向“多维复合治理”转变、从“风险滞后性处置”向“风险先验性预警”转变、从“社会建构视角”向“人本逻辑视角”转变的风险治理体系。尽管现有研究对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提供了广域而多元的启发,但也存在内涵约束、视角约束、层次约束、背景约束等不足,未来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内涵,增加案例本土化应用或从本土经验现象实现理论重构的可能性。

后危机时代欠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实现途径

后危机时代,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欠发达国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实现技术进步到底是采取技术创新形式还是技术引进形式,取决于技术进步的二重性。技术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合体。技术进步的二重性决定了我国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应该主要采取技术创新形式。

当前物价上涨压力下收入分配问题的思考

201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同时，物价水平也不断走高，通胀预期持续增强。物价的快速上涨，往往是经济运行的一种周期性现象，是综合因素导致的经济过热现象的反应。一方面，近两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相继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去年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

跨国零售商纵向控制作用机理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实证分析,验证了信息技术的提升和市场规模的扩展是跨国零售商提高盈利能力、获得垄断利润的两大关键因素;跨国零售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全球产品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物流和订单两个环节牢牢掌控在手中,并进一步增强对生产制造环节的控制力;跨国零售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来的议价能力提升,进一步提升了其对价值链销售环节和生产环节的控制力。

中国利用FDI的多维结构效应分析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虽然中国利用FDI的数量近两年来一直领先,但是利用FDI的结构却是不合理的。由于FDI的各种结构效应表明外资加剧了本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利用外资时,必须从结构入手,按照合理的结构来引进外资。

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技术引进的理论逻辑及其批判

基于中国贸易环境的恶化,以比较优势为理论依据的技术引进策略,由于具有很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和面临诸多现实困境而被取代。中国不应该再采取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粗放外延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而应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的节约内涵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由主要以技术引进为主向主要以技术创新为主。中国现在真正做到自主创新的条件并不充分,自主创新严重不足,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自主创新。

当前我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争议综述

当前关于我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比较丰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对城市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争议也比较多,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分歧。学者们关于我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中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城市贫困人员的社会保障,都有不同的观点。

马克思的流通组织理论及其现代应用

马克思认为,生产组织与流通组织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共同组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及其动态结合。马克思分别从商品的内在矛盾出发,从流通本身在再生产中的职能以及分工的视角,系统地研究了流通组织理论。现代生产组织与流通组织的关系在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下的表现,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的流通组织理论。

分工、陷阱与模块化

分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中,分工并不存在"陷阱",分工并没有过时。分工不仅不存在分工陷阱,反而随着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进一步深化了,模块化就是现代经济条件下分工深化的体现。

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下的生产与流通

后福特制生产方式是针对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弊端,同时满足大规模生产与多样化的需要而产生的。后福特制生产方式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模式,在日本表现为精益生产及其流通,在美国表现为敏捷制造及其流通。通过对这两种模式进行分析及其比较可以看出,敏捷制造这种思路会使企业更有竞争力,从而是今后企业竞相采用的一种模式。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历史动态分析

分配是生产的结果,生产的性质决定分配的性质,生产关系是个历史范畴,分配关系因而也具有历史暂时性。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不能教条化,应依据生产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