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亚城市开放史研究的一部力作——简评张晓刚著《东亚开港与城市近代化研究》

最近,长春师范大学张晓刚教授完成了一部新作《东亚开港与城市近代化研究》,我作为他读博时期的导师能够近水楼台,先睹为快。阅读之后,想就此简单谈谈自己的一点感受,如果能给读者提供一点参考乃是求之不得的幸事。2000—2004年,张晓刚曾经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学习,并在我的指导下攻读日本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经协商,确定以《横滨开港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为此,他申请到日本二松学舍大学留学一年。

中国日本史研究主体性与学脉传承的再思考——重温邹有恒先生关于外国史研究的来信

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日本古代史博士进入教学科研岗位,我国日本史研究侧重于近现代史而偏轻于古代史的布局发生变化,进入新阶段。与此同时,如何坚持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愈加凸显出来。本文以邹先生的两封信为例,说明老先生如何从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般性与特殊性关系、实事求是与联系实际等问题出发,强调中国学者要冲破苏联史学与日本史学的影响,在国际史坛上取得更多的发言权。为此,邹先生较早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体系的倡议。他认为,中国特色即探索中国对古代日本的影响、近代中日如何互动,要走自己的路子、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盲目地跟着跑。实际上,邹先生的以上论述,触及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体性与学脉传承等基本问题,其建立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体系的倡议影响深远。

“中韩并肩抗日的历史是两国交往的重要精神财富”——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宋成有

中韩并肩抗日的经历是两国不应该忘记的近代友好交往的佳话,在当下,这种关系也成为两国青年人交往的重要精神财富,时刻教育着年轻人不应忘记历史。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韩国光复70周年。70多年前,中韩两国并肩抗战,结下了深厚的盟友关系。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韩两国人民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做出了惨烈的牺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东亚变局视域下日本吞并琉球国的再审视

19世纪前半期,欧美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资本主义市场,对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冲击传统的东亚封贡体制,另建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东亚国际格局进一步分化与演变。外压激活日本,倒幕维新运动兴起。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的近代化方针,脱亚入欧,挑战东亚封贡体制。日本奉《万国公法》为圭臬,另有所求地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出兵台湾,剑指琉球。通过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日本窃取对琉球的专属权,又阻断琉球进贡,最终动用武力吞并琉球、置县冲绳,东亚的国际格局骤然变化。明治政府倚重美国,对清政府实施欺诈外交,巩固占据琉球的既成事实,迈出打造殖民帝国的第一步。

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连续性与变异性的互动

1854年-1867年,日本幕府接连推行安政、文久、庆应等三次改革。改革的基本内容为协调幕府与天皇朝廷、诸藩大名之间的关系,建立近代陆海军、引进和制造欧美式的枪炮舰船、开办欧式军事学校、培养欧美式外交和军事人才,力图摆脱落后,走向世界。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武力推翻幕府,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近代化改革,日本决定性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难看出,明治维新近代化基本国策,源自开港后的幕末改革,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连续性。但是,在改革总纲、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和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方面,明治维新又不同于幕末改革,体现了历史进程的变异性。其原因,在于倒幕运动与维新运动存在着国际背景、近代化进程和人脉机缘上的历史逻辑。

推进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他山之石--重新审视近代以来日本的东亚史研究

在近代日本帝国武力崛起的过程中,“东洋史学”应运而生,兼具国策性与学术性。其奠基者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著书立说、提交研究报告,影响深远。“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学者反省战前的研究,与“皇国史观”“国策史学”划清界限,开始新的探讨。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成为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东亚史的探索出现新趋势,东亚世界论受到普遍重视。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日本东亚史研究与时俱进,新论迭出,成果累累。检讨日本东亚史研究的轨迹,对思考东方外交史或东亚外交史大有裨益。

16世纪以来西方冲击下日本的嬗变与东亚国际格局

16世纪全球航路开通,世界开始联为一体。西学东渐、激活日本,完成统一的丰臣秀吉试图颠覆东亚国际秩序,发动侵朝战争。明朝出兵援朝,丰臣独霸亚洲的帝国梦最终破产。19世纪前期欧美西力东渐,日本再次被激活,吞并琉球、韩国,劫掠中国、击败沙俄,武力崛起为地区性强国,东亚国际格局面目全非。昭和初期,军国主义群体癫狂,日本嬗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日本发动14年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国际格局剧烈动荡。最终,日本战败投降,帝国梦与共荣圈化为泡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主导非军国主义化改革,日本第三次被激活。冷战与后冷战时期,日本顺势嬗变,对东亚国际格局产生复杂的影响。

战后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构想的再审视

20世纪60年代,日本快速崛起为经济大国,提出多种环太平洋合作的构想,为持续高速发展提供动力。70年代,日本重点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打牢东亚合作的基础。80年代,日本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强调以美日合作为基轴,密切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和韩国的关系,将中国纳入环太平洋合作的轨道。进入90年代后,日本因泡沫经济破裂导致长期低迷不振,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备感压力。进入21世纪,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恶化了与邻国的关系,其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论"主张引入美国等制衡力量,在东南亚与中国展开争夺。2009年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提出日本平衡发展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友爱"的理念下,建立"东亚共同体"。因美国发难,鸠山执政9个月即下台,此后的日本重归以美日关系为基轴的环太平洋合作的老路子。

有关日本战败投降的几个问题

1945年8月10日,日本向中、美、英、苏四大盟国发出紧急乞降照会,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为交换筹码,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同一天,盟国围绕日本乞降照会交换了意见,盟国军民举行了首次胜利狂欢,延安总部下达了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形势下的进军令,侵华日军惶惶不可终日。以上事态表明8月10日应为日本的投降日。基于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形成的关于处理天皇制问题的既定方针以及有利于减少美国伤亡和战后占领日本的考虑,8月11日,美国经过与各盟国紧急磋商,在所拟的复电中颇有保留地接受了日本的乞降要求,日本的投降并非无条件。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日本军队停止作战、缴械投降。《终战诏书》为战后日本官方的历史认识"终战史观"提供了依据。在日本战败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重新判读《终战诏书》,不乏启发意义。

“终战史观”评析:战后日本右翼史观揭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认识问题日益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紧张、国民感情大滑坡的重要原因。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制造历史教科书事件、发表泯灭人类良知的奇谈怪论,刺激当年受害的邻国作出强烈反应,引起外交抗议或民众示威,对东北亚区域自由贸易共同体的建立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产生消极影响。若追根溯源,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言行,与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及其衍生物“终战史观”关联密切。诏书的发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战败前夕美国与日本相互博弈的结果。总之,日本右翼势力历史认识问题缘起复杂,需要多角度的分析,把握其实质。

中日民间交流的历史回顾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中日韩携手互助,共克时艰。以共同抗疫为契机,三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促进东北亚和平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对此,本刊特邀专家学者撰文加以阐释,以飨读者。

狼贪蚕食:简论明治前十年的日本东亚外交

1868年明治政府建立后,开始以欧美文明为榜样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教育等各领域的改革,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在外交领域,明治政府同时展开欧美外交和东亚外交。其外交基本取向是遵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脱亚入欧",跻身欧美列强行列,损邻自肥,颠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国际体系。在这个过程中,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79年吞并琉球王国。可见,明治初年日本东亚外交的实质,是为建立日本殖民帝国的探路行动。由于清政府的反制措施乏力,致使日本的意图逐一得手,其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东北亚研究的新视野——兼评张晓刚博士的《东北亚近代史探赜》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随着中日韩三国先后于20世纪60、70、80年代掀起三次经济开发热潮，从整体上提升了东北亚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国际资本不请自来，东北亚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社会满怀希望的“黄金之乡”。随着世纪之交朝鲜半岛核危机的接连发生，东北亚地区集体安全的重要性亦日益突出。而美国战略东移，日本加快军事大国化的步伐和三八线南北与海峡两岸统一进程中突变因素的增加，解决东北亚地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越来越紧迫。随着中美日俄四大国纵横捭阖于东北亚国际舞台，更使之成为大国利益角逐与博弈的台风眼，东北亚地区外交活动中的全球色彩日趋强烈。总之，从上述经济开发的利益要求和集体安全的现实考虑，在国际政治运作规则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世界的目光也就越来越关注着东北亚地区。相关国家纷纷建立起官、产、学三位一体的协作机制，投入大量的经费、精力与智慧，竞相开展战略性的东北亚学研究。逐年兴旺发展的东北亚学，成了国际学术前沿园地的一门显学。然而，在东北亚学的现有研究中，受制于经济挂帅、应用优先等现实需要，五花八门的研究成果数量虽然惊人，但缺乏应有的深度、学术份量和持久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不够重视对东北亚历史演进历程的应有研究。

美日围绕处理天皇和天皇制问题的博弈

1943年3月,美国在掌握了太平洋战争主动权之后,开始制定对战后日本的处理方针政策。尽管国务院和军方的政策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基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基本考虑,在适时结束战争、减少美军伤亡和确保单独占领日本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形成题为《远东的政治军事问题：日本天皇的处置》的政策文件,确定将天皇作为停战和实现占领的工具保留下来。1944年7月,深感太平洋战争大势已去,唯恐赤色革命危及＂国体＂的日本统治集团开始考虑＂国体护持＂问题。1945年7月,盟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国体＂问题愈加急切。8月10日,御前会议作出决定,以保留天皇＂统治大权＂为唯一条件,向盟国乞降。美日达成默契,1945年8月15日裕仁下达《终战诏书》,日军放下武器。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推行非军国主义化的民主改革。围绕着修改《帝国宪法》,东久迩内阁在保留天皇大权的前提下,主动修宪;币原内阁执行五大改革指令,但松本修正案表明完全依赖日本政府难以达到目的。＂盟总＂介入,与币原内阁合作,推进修宪过程。1946年11月,《日本国宪法》颁布,天皇失去大权,成为日本国和国民统合的象征。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70年综述

新中国成立至2019年的70年,日本史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间是奠基布局阶段:第一代学者探索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论说日本历史,培养日本史研究人才;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与科学院学部相辅相成。从1966年开始的10年“文革”期间,日本史研究受挫,教学科研一度荒废,研究机构停止运转。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各研究机构快速恢复。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20年,日本史研究爆发式推出大量研究成果,198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各地竞相成立研究机构;第二代学者充当了主力,学术水准令日本学术界刮目相看。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20年,第三代、第四代学者成为研究主力;第五代学者展现风采,实现了年轻化、高学历化和国际化,发展前景广阔,同时也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中国日本史学会与日本史研究

本文清晰地阐述了中国日本史学会与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促进作用,展现了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史研究的状况、特点、成果及创新点,并叙述和总结了中国日本史研究不断出人才、出成果的两大收获。本文不仅对大陆日本史学者的著作、论文做出客观介绍和加以简要的学术评论,而且还首次对台湾地区的日本史研究做了介绍和评述。本文最后对中国日本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问题做出了冷静、清醒的分析,对某些不良倾向坦率地提出了批评,以及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做出了展望和期许。

明确柔印工艺参数提高柔印印品质量

柔印在中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已成为增长最快的印刷方式之一.柔版印刷具有独特的印刷工艺要求,了解影响柔印质量的各种因素,明确柔印工艺参数,制定合理的工艺流程,是搞好柔印的前提.

柔性版印刷制版数据的获得

柔性版印刷近几年在国内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柔性版版材的发展和柔性版制版水平的提高对柔性版印刷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诚然,要保证高的印刷质量,除印版因素外,还和柔性版印刷机的装备。

越南佛教史略——从古至今

陈正和,又名陈德江,越南人,佛教徒,现旅居日本。1979、1982年曾两次应邀访问我国。他这篇文章概述了越南佛教的历史,反映了作者的观点,特别是后半部分提供了近现代越南佛教的资料,较有参考价值。本译文曹蒙梁志明同志校阅,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