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流域生态补偿空间选择与补偿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是环境保护对策措施中的一种创新途径.以青海湖流域为研究区域,以碳蓄积量作为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目标,结合人文调查数据和自然模拟结果,分别采用福利成本法和最小数据方法对研究区生态补偿中的空间选择和补偿标准确定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环青海湖四个县的生态补偿效率成本比分别是海晏县0.5353、刚察县0.5398、天峻县0.5549、共和县0.4353.在生态补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生态补偿的优先顺序依次是天峻、刚察、海晏,最后是共和.若海晏县全部低盖度草地退牧则需付费328.5元·hm-2·a-1,可年新增碳固定量1.7×107 kg;若刚察县全部低盖度草地退牧则需付费250.5元·hm-2·a-1,可年新增碳固定量5.25×107kg;若天峻县全部低盖度草地退牧则需付费181.5元·hm-2·a-1,可年新增碳固定量18.52×107 kg;若共和县全部低盖度草地退牧则需付费478.5元·hm-2·a-1,可年新增碳固定量2.86×107kg.

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和福利成本法的生态补偿空间选择研究

空间选择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选择合理的区域进行生态补偿有利于提高生态补偿项目的效率。以黑河流域上游肃南县为研究区域,运用分布式水文模型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SWAT)对研究区实施生态补偿后的水源涵养增加量进行模拟,同时考虑土地利用类型转化成本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丧失风险,采用福利成本法对研究区生态补偿空间选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黑河上游肃南段内不同子流域的生态补偿效率系数最高值为0.0394,最低值0.0131,相差明显;根据效率系数,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可将各子流域划分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分批进行补偿;采用空间选择后生态补偿效率较不采用时可提高54.5%。

甘南亚高山草甸弃耕演替过程中的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变化模式及相互关系研究

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生态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本研究通过采用空间代替时间的方法,对甘南亚高山草甸退耕时间为5,9,14,19,30年以及顶极群落样地的物种多样性、地上生物量进行调查、分析,探讨亚高山草甸弃耕地演替过程中物种多样性、生产力的变化规律及其相关关系,结果表明,1)弃耕地演替过程中,随着演替时间的推移,植物物种多样性先升后降,呈单峰曲线;2)在演替的前期生产力迅速提高,在第19年时达到最高的183.77 g/m2,之后,生产力基本保持稳定;3)在演替过程中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呈正相关关系,在顶极群落中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之间无明显的相关关系;4)演替过程中群落中物种-多度分布模式由生态位优先占领型逐渐转变为对数-正态分布。

甘肃省生态产品价值化实现路径及对策

甘肃省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会处,是黄河、长江的重要水源涵养区,是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北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生态产品丰富。近年来,甘肃省大力推动生态治理、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绿色发展,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改善,生态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并以十大生态产业发展为抓手,加速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但相较于巨大生态资产,目前的转化效率仍十分有限,亟需进一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速生态产品所蕴含的内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让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有利可图”。

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估计

利用2013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截面数据,采用环境污染货币化方法估算了2013年中国省域环境污染损失,利用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技术的STIRPAT模型,对人口规模、富裕程度、产业结构、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等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空间异质性估计,同时验证了EKC假说。主要结论如下:(1)2013年中国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为2812.48亿元。(2)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省域环境污染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3)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影响,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及推进城镇化将加剧省域环境污染,而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助于缓解省域环境污染。(4)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人口数量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由西北向东南渐次增大;富裕程度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梯次增大;产业结构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城镇化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逐渐降低;对外开放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5)基于现有样本的计算结果有条件地支持EKC假说。

虚拟水战略新论

根据在我国干旱区的实践,更新了对虚拟水战略的解释.首先,辨析Allan虚拟水战略具有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采用扩展的分析框架,重新定义了虚拟水战略:贫水地区为了实现水安全,提高生活质量,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打通优化配置水资源(实体水+虚拟水)渠道的一个过程;然后,阐述了实施虚拟水战略的关键是要找到发展二、三产业的具体途径--即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正反馈环.最后,结合生态经济的实践,论证了甘肃河西干旱区张掖市当前采取的生态经济之路就是在实施虚拟水战略.

安西极旱荒漠自然保护区植物群落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以及气候对变化的影响

在安西极旱荒漠自然保护区的典型植物群落中选取6个平行样方,连续3年调查植物数量、盖度和物种数量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以及气候对植物群落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植物群落物种数量和植株数量的季节变化主要是由一年生草本植物的季节变化引起的,而多年生灌木盖度的季节变化是植物群落盖度变化的主要原因.植物群落物种数量、植株数量和盖度的年际变化主要源于一年生草本植物物种数量、植株数量和盖度的变化.植物群落物种数量、植株数量和盖度的季节变化与降雨量和气温的变化正相关,而年际变化与降雨量和气温的变化关系不大.因此,降雨和气温仅影响荒漠植物群落结构的季节变化,而对年际变化影响不大.在气候条件变化较小的范围内,荒漠植物群落结构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估值研究进展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湿地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科学合理的估值有利于湿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在简要介绍湿地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定义和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现有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框架,并对单项服务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通过分析发现,现有研究中存在研究对象不明确、忽视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割裂联系、数据获取困难等问题,针对上述4个方面讨论了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趋势.评述结果旨在梳理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的知识体系,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借鉴与指导.

基于LUCC的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化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ES)评价为减缓或阻止人类活动导致的各种复杂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法,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日益增加的各种土地利用冲突。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运用一种新的空间化方法开展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并注重实现与土地利用研究的集成分析。首先根据研究区不同的群落生境和土地利用类型划分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然后检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和方式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影响,最后分析该方法和数据的不确定性。结果表明:1)在灌区和甘州区两个尺度上,4类ES生产能力值均表现为:文化服务>支持服务>调节服务>供给服务;2)2000—2009年,4类ES供给都呈递减趋势,同时,城镇用地、路网建设等人类活动驱动的土地利用方式迅速增加,整个绿洲农业区处于过度开发状态;3)该方法可操作性强,多学科的数据和知识分析是ES研究的难点。

水资源资产价格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黑河中游张掖市为例

针对水资源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基于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模型,从水量、水质、人口、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5个方面选取18个评价指标,结合AHP法与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对张掖市2010-2014年的水资源价格进行动态评价,水价计算模糊数学模型由水资源价值评价和水资源价格计算两部分组成.结果表明:采用水资源价值模糊综合指数对水资源价值进行测算,5 a间张掖市水资源模糊综合指数介于水资源价值指数的"中等"与"偏低"之间,说明张掖市水资源价值属于中等偏低;在2010-2014年5 a间水资源价格呈明显上升趋势,核算期初的2010年为2.12元·m^(-3),证实了张掖市目前水资源价格偏低,水资源资产价格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而核算期末的2014年最高达4.96元·m^(-3).基于熵权与AHP相结合确定权重的水资源价格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模型,评价结果更客观合理,为下一步水资产负债表编制中水资产与负债价值核算提供数据支持.

最小数据方法在舟曲县生态补偿中的应用

弄清补偿标准和新增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之间的关系是生态补偿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舟曲县现有的补偿是静态补偿,补偿标准低,没有很好地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本文基于最小数据方法,以耕地和林地提供的水土保持量的差异表征生态系统服务,通过提供单位水土保持服务的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推导出舟曲县森林水土保持的供给曲线,从而将补偿标准和新增水土保持服务的供给联系起来。同时对比了3种补偿标准下的退耕比例、生态补偿总资金需求和新增水土保持量。研究表明生态补偿在理论上可以提供舟曲县的水土保持能力。随着补偿标准的提高,新增水土保持量也在增加。当补偿标准为250元/亩时,退耕比例仅为8.26%,生态补偿总资金需求为1 930.03万元,新增水土保持量为4.69×104t;当补偿标准提高到518.63元/亩时,退耕比例增加到49.54%,总资金需求为23 184.26万元,新增水土保持量为2.83×105t;当补偿标准增加到995.65元/亩时,退耕比例可达到98.79%,总资金需求为87 340.95万元,可新增水土保持量达到5.65×105t。

基于生态足迹和主体功能分区的县域灾后重建政策研究——以2011年东乡“3.2”特大滑坡灾害为例

评价自然灾害前,区域的生态足迹可了解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开发和利用状态,结合主体功能分区的方法可为灾后重建提供更契合实际的政策建议.基于合理灾后重建的理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了2011年甘肃东乡"3.2"滑坡灾害发生前(2010年)县域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情况,并根据海拔和坡度对区域进行功能分区.结果表明:草地人均生态足迹为0.94hm2,生态承载供给为0.022hm2,赤字0.92hm2,草地土地类型存在严重的生态赤字,直接导致整个县域人均生态赤字0.97hm2.这表明东乡县人民的消费需求超过了自然系统的再生能力,人类的生产、生活强度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区域生态系统处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和压力之下.由于进出口贸易不大,因此,东乡县主要是通过消耗自然资本存量来弥补生态承载力的不足.考虑到东乡县的实际情况,通过主体功能分区把该区域分为农业发展区、生态恢复区以及二、三产业发展区.其中,农业发展区面积为838.24km2;生态恢复区面积为701.98km2,包括退耕还林的面积264.84km2;二、三产业发展区面积105.57km2.最后根据生态足迹和功能分区的计算结果,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公众对美丽中国建设水平的满意度

公众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和受益者,了解其对美丽中国建设水平的满意度,不仅有助于探析当前美丽中国建设存在的短板,还可为制定有效的建设策略提供指导。基于全国的调查问卷,分别从空气清新、水体清洁、土壤安全、植被优良、人居整洁5个维度出发,分析了公众对美丽中国建设水平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公众对空气清新、植被优良的满意度均处于较好水平,分别有57.24%、43.31%的公众持满意态度,其对水体清洁、人居整洁的满意度则处于一般水平;②不同类型公众对美丽中国建设水平满意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女性和农村居民对土壤安全的满意度较高,男性对水体清洁、植被优良和人居整洁的满意度较高;③公众对空气清新、水体清洁和植被优良满意度的空间分布均呈“南高北低”的特征,土壤安全和人居整洁满意度则分别呈“北高南低”和“南北高中间低”的特征;不同维度美丽中国建设满意度与实际水平的匹配关系以适配型为主,其中,植被优良维度适配区比例最高,土壤安全维度适配区比例最低;④公众对不同维度美丽中国建设水平的满意度受个体特征、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影响;其中,年龄、受教育水平对空气清新和水体清洁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GDP变化率对水体清洁和人居整洁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AQI、饮用水水质达标率、森林覆盖度和生活垃圾处理量等的变化率分别对相应维度的满意度指数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公众对美丽中国建设水平满意度的对策建议。

张掖市甘临高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及其敏感性分析

以张掖市甘临高地区为研究区,基于RS和GIS分析了研究区2000—2007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的特征,同时对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和土地利用数字化过程引起的不确定性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和城镇用地面积不断增加,湿地和草地资源逐渐减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2000年的57.44亿元下降到2007年的55.31亿元,降低幅度达到3.71%;研究区西南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出较大的变化;敏感性分析的结果均小于1,表明尽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和土地利用的数字化过程具有不确定性,研究结果仍然是可信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城市人文驱动因素对环境的影响

"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使中国西北地区由过去发展的腹地转变为开放的前沿。通过引入STIRPAT模型,研究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城市人文驱动因素对环境的影响,设定了三种情景分析节点城市未来低碳发展情况。结果表明:人文驱动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较大,模型拟合优度达到95.2%,能源消耗强度(T)、富裕程度(A)和人口数量(P)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511、0.285和0.222,基准情景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政策情景和低碳情景下碳排放存在"拐点",预计碳排放峰值将在2025-2033年间出现,低碳情景峰值比政策情景提前8 a到达,峰值总量减少40.79×10~4t。最后针对分析结果就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城市人文驱动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提出了相关建议,即控制人口数量、优化产业结构、强化污染治理。

中国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以甘肃省陇南市为例

一、引言贫困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1],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指出全球贫困发生率在2000年以来下降一半以上,但在发展中地区,仍有7.83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长期以来,中国将扶贫问题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中,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2],2015年开始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其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贫困地区全面脱贫。

中国未来地球计划的协同推广机制建设初探

本文在回顾科学成果传播方式与模式的基础上,以科学成果集成、网络传播和公众科学素养提升为出发点分析了当前科学传播面临的挑战与时代需求。基于对未来地球计划科学组织模式的解读,分析了未来地球计划成果传播模式的特点,并从科学研究、社会认知和科学决策层面探讨了科学成果推广和普及机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充分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推进创新科学成果推广机制与平台建设等科学传播相关政策建议。

黑河中游乡镇建设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水资源承载力是内陆河流域乡镇以水定发展的基础。面向乡镇建设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实需求,在明晰乡镇水资源承载力内涵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内陆河流域乡镇尺度评价指标体系,以控制性指标和综合指数相结合,利用统计、遥感、调查等数据开展了黑河中游乡镇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及关键提升对策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灌区和不同类型乡镇水压力指数与综合指数均存在明显差异,需对标关键领域实施承载力提升举措。现状年发展水平下,水权分配、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措施均对乡镇水资源承载力具有一定提升作用。除产值模式外,各水权分配模式对水资源综合承载力的提升程度约为0.01%~1.87%,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对水资源综合承载力的提升程度分别为1.91%~8.72%和0.11%~3.06%。

应对气候变化的跨境水资源国际管理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跨界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涉及流域国家之间资源分配、环境治理等问题,是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脆弱性进一步加剧了跨界水资源管理的复杂性。我国是亚洲大陆主要国际河流的发源地,如何合理开发跨界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水资源安全,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文章对国际典型跨界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政策及实践进行梳理,并从流域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建设、加强立法、关键研究问题方面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完善跨界水资源管理提出了建议。

不同视角下基于InVEST模型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以渭河甘肃段为例

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项目研究的核心内容。为提高补偿标准的可操作性,以渭河干流甘肃段为研究区,基于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范围界定,在考虑耕地向多种林地转化情况下采用In VEST模型和加权法核算流域新增生态服务量,并以新增生态服务价值为补偿上限,农户机会成本为补偿下限,先从国家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导向视角,探讨15°—25°和25°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的差异化补偿标准。再从利益公平分配视角,耦合机会成本投入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探讨生态补偿净收益不同地区的差异化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渭河干流甘肃段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范围为146.39—481.98万元km^(-2)a^(-1)。(2)重要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和保留区迎水面15°—25°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需补偿金额13.95—33.55亿元。25°以上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需要补偿金额12.96—28.35亿元。(3)各县/区比较,退耕还林净收益麦积区最大,陇西县最小。其生态补偿范围分别为202.23—727.92、96.99—136.53万元km^(-2)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