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召开

1988年8月15日至19日,山西德歌德学院与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办、在新加坡召开了“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东南亚文学”。在歌德学院的礼堂里,云集了50多位来自亚洲、欧洲、澳洲和北美洲等地区的著名作家与学者,共宣读了33篇论文。这次会议,是世界上第一次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主题的国际性会议。由于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新、马两国华人数分别要占全国总人数的75%和35.1%,加上新马华文文学源远流长:它滥觞于“五四”,中经三、四十年代曾客居那里的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老舍、胡愈之、洪灵菲。

新加坡当代华文诗歌的“中国情结”与“南洋色彩”(上)

如同新加坡在世界地理交通上是东西方的枢纽之一一样,新加坡华文文学,尤其是作为它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华文诗歌,也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与时代的枢纽点上。作为华夏文化的一种变貌,它背倚着五千年渊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词传统;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工业国的文学,它又面临汹涌而来的世界文化潮流。新加坡当代华文诗歌,就这样在“中国流”与“世界潮”的双重浸润中茁壮和成长。 在当前这样一个思潮迭起、文化昂进的时代,新加坡当代华文诗歌所经过的历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古老文明的继承与更新的范例,从这一意义上。

老舍之死和中国文人的古典生命观

文章认为“以传统文化的主流派儒家为代表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命观”,“形成了三种作为气节、风骨标志的死亡模式”:“抗御外侮,战死疆场”;“身逢昏君,直谏至死”;“国亡世乱,自杀殉道,以示抗议”。“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格外重视文人的气节教育,因而这些古典生命观念的死亡模式在中国文人的心中,常常成了理想的生命归宿和自我道德的最高实现”。“如果从中国文人的这一文化心态的层面去洞察老舍之死。

北平风俗与中国人的性格——老舍的风俗研究

老舍和风俗,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已近乎合二而一了。提起这一异秉的作家,人们会马上想起他笔下一帧帧浓烈而独特的风俗画卷;论及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北京味”又会成为立刻跳入脑海的中心概括词。北京,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与中国千余年来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它的风俗文化就不仅只具有地域性,而且更富有整个民族风俗的代表性。自然,老舍充盈着风俗味的作品中,民情风俗的表现从来就不是民俗学式的静态记载考订和抽象归纳总结,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心理学式的观察和思索。

世界性“老舍热”与各民族审美方式的异同

国外产生了三次老舍作品的翻译高潮。一个民族的文化珍品在为他民族所接受时,难免会产生因政治、外交、民族风习、时尚等需要而产生的择取时的变形现象;这种变形终将向审美自身复归。作家本人的国际旅行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等,是现代社会中作家及其作品在域外引起关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世界各民族学者对老舍及作品的研究有一批各具特色的论著,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已出现了一个世界性、民族性、审美个性相统一的新趋势。

老舍作品中性爱描写的主体探源

接触一本书,就是接触一个人。作家现身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远远超过他的自觉。老舍在他刚开始创作不久曾经告白:自己“老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在题材上不敢摸这个禁果”。但事实上纵观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性爱仍是贯串始终的轴心线索。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完全型”,即是标准的性或性心理构架。如《月牙儿》、《阳光》的结构完全是一个少女青春期的性心理流衍;《热包子》、《也是三角》全部情节的聚焦便是畸形性欲;而《微神》更是一部标准的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第二类是“枢纽型”,即性爱是全篇结构的重心。如《老张的哲学》中是以李静、龙凤的爱情线作枢纽,展开全部场面;而《赵子曰》以一个被追逐的王女士为枢纽,直到尾声她的身世方公开;还有《骆驼祥子》中祥子与虎妞的性关系,已成了与祥子的“奋斗史”并行的第二主线。第三类是“穿插型”,几乎可以说老舍所有的中。

新加坡当代华文诗歌的“中国情结”与“南洋色彩”(下)

二 南洋色彩:吾土吾民的认同与归属当代来自前代,后来者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但当代毕竟已迥然不同于前代,因为它毕竟生存于新的历史环境、条件、人物之中.新加坡当代诗歌历经30年左右的发展,在主题、题材乃至审美思维方式上,已完全不是中国古典与白话诗的简单重复,而是真正通过艺术思考建立了它的当代风格——“南洋色彩”.

近来荧屏和观众的性心理

近来叠映在荧屏上的某些影视,以其立体型的大众传播优势,接连不断地打破着广大观众的心理平衡。《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上海滩》……无不一次次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此中的爱情线索,更成为饭后茶余的恒久话题。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如果离开了社会心理学去解释文艺的魅力,便“会一步也动不得”。从这个视角来观照这些社会反响,便会顿悟很大一部份原因是它们吻合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尤其是作为“深度心理”

新文学的惯性与旧传统的痕迹——兼论老舍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传统并不仅是凝固的过去,更是一种活泼泼的发展。文化的流衍没有终结,也不可能有什么终结。它渗透在人们的血液里、涌动于可感可触的现实中,使当代的文学风气成为它的特定演变——既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又是革新传统文化的产物。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在这一新旧交替的时风下继承和汲取的。同时,他们又以自己的创造参与了这一时风的形成与发展。任何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都要通过当代文化的中介方能对作家发生实际的影响。本文试图透过老舍与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密不可分的关系略作考察研究。

对现代文学的年龄心理断想

仅以下的数字,或许已能说明年龄心理与中国现代文学有血脉关系: 倡导“文学革命”的《新青年》编辑们,发难时大都二、三十岁。李大钊28岁、胡适26岁、刘半农26岁、钱玄同30岁,连主编陈独秀也只有38岁。为新文学“创体开派”的第一代作家,登上文坛的年龄要更轻一些。为新诗奠基时的郭沫若28岁;创“格律诗派”时的闻一多24岁;开浪漫派小说之风的郁达夫25岁;

老舍创作的运思型范和语言结构

恒古迄今,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客观对象,几乎都是一样的。但衡量它们在各个历史阶段发展水平的高低,却主要看不同时代的人类观念类型和思维方式的区别。在文学与文学交流中,潜隐的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同样是比浮面的对象材料更活泼更具实质性的因素。

重大突破后的徘徊——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革命的思考(摘要)

“自‘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年来重新得到了‘五四’之光的烛照”,“一大批曾被粗暴否定的作家”,回到了应有的位置;“一群长期以来受贬的作家,开始有了新的评价”。但是,

文学重心的探寻——吴士余系列论文《小说形象导论》札记

读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常使我感到一阵情感袭来的共鸣。与其说那些字里行间是一种理性的冷静,不如说首先是一种追求的激情。那感时忧国的喟叹,心事浩茫的遐思,还有那种种“醉翁之意”

“仕”与“隐”:北平士大夫文化的两极——北平文化与老舍作品中的中国人性格之一

历史创造了天才,但历史从没有创造过二个雷同的天才。 在中国新文学的巨匠大师们中间,老舍显然不同于鲁迅。鲁迅是一种“思想型”的先知。他站在世纪的交接点上,让启蒙之光透过自己心灵的折射,复盖着至今运行着的历史进程。老舍也显然不同于茅盾,茅盾是一种“政治——经济型”的作家。他早年作为革命家的经历,使他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创作的指导,并自觉地以创作追踪着社会的基础——经济的变动。甚至,老舍也区别于他的老友巴金。巴金是一种“思潮型”的作家。他的创作视点。

神思与沉思——论诗人、学者陈慧桦的写作道路

陈慧桦(原名陈鹏翔),无论在台湾、马华文坛还是在中西学界,都早已是一个众所注目的名字。作为一个读者熟稔的诗人,他不仅出版了《多角城》(1968),《云想与光荣》(1976),(板歌》(1973)等诗文集,至今仍诗情未减地频频露面于各报副刊的诗园地中,此外,他还曾是台湾《星座》诗刊与《现代文学》的编辑;台湾师大《大地》诗刊的发起人。他的诗作,曾荣获台湾“五十七度全国杰出年青诗人奖”。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他学贯中西的学识造旨,以及他在比较文学,神话学,主题学等文学理论上作为国内先行者之一的贡献,更已为中国学人称道,目前,他是台湾师大英文系的教授和英文训练中心的主任。

老舍研究的历史回顾(1928-1976)

被逐渐发现和认识的老舍(1928-1949) 一发现一个杰出作家的诞生,几乎都是从他作为“特殊”闯入文坛开始的:他带来了什么新意?具有什么迥异于他人的个性?尽管当历史还在行进时,这种认识不可能深入和全面——这一方面是由于作家的风格还有待成熟,另一方面是认识也需要有时间距离——但文坛对这一“特殊”的反应却常常是敏锐的。

《猫城记》——老舍创作和世界观发展的重要标志

老舍想通过教育人民的道路来改变中国现实的希望破灭了,这在作家的下一部作品——长篇小说《猫城记》里得到了反映。在这部作品里,作家对整个中国社会制度和国家组织进行了毁灭性的抨击。在《猫城记》中老舍继承了他在《小坡的生日》所开始的表现现实的讽刺方法。

当代小说中的性心理学

一十九世纪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曾经断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这里应当补充的是,人的灵魂活动是一个多元的心理复合体,在传统的文学评论能剔析出政治思想动因的文学现象中,往往也能更深一层地开掘出性心理的潜因。尽管捕捉住这种近乎潜意识的深层心理需要有精细入微的目力,但它作为一种存在却确凿无疑。舍此我们将无法把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揭示无遗,更无法弄清某些文学现象和人物行动的发端。例如,在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里,刘思佳曾给新来的女队长解净来过一个“下马威”,他先是暗中指挥司机们对她冷嘲热讽。

进入多维视野的老舍——近年来老舍研究述评

一个伟大作家自身的价值,常常是提高对他研究水准的一种潜力。尤其当他的不幸逝世使人们愈感他存在的珍贵时,当时间的流水终于刷洗了种种错觉的浮尘,必要的审美距离又使人能无误地审视他的作品对,这种潜力的作用就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