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中法治建设与改革的双轮驱动

法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的法治历程有力印证了法治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法治现代化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统一实现了法治建设与改革的双轮驱动。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全面依法治国应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法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通过先行先试发挥试点在法治建设与改革中的价值,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自我完善,实现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司法智能化改革的地方试验及其完善路径

在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相结合的改革进路下,各地法院在智能化司法改革进程中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权,其大胆探索的各类智能化司法改革举措,使得中国在国际司法智能化改革的道路上,呈现出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的发展趋势。在“试点竞争”的效应下,当前地方试验探索中尚存在社会风险性控制不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社会资源整合度较低等问题。司法智能化改革的地方试验应尽可能避免试点的片面性问题和重复式探索,在做好社会风险把控的前提下,充分整合社会资源,确保局部试验成果具有推广价值。

“人工+智能”:司法智能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当下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技术难题以及司法自我的复杂性,人工智能的运用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方式展开。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推进,未来科技对传统司法的冲击不仅是人工作业的替代,更可能在深度学习的场合取代人作为决策者的主体地位。将现代科技作为人类经验司法的补充和理性司法的强化,用智能化的高效服务于人性化的公正是智能法治的应有之义。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智能化改革,要守住法官作为司法裁判者的最后一道防线,针对裁判的不同阶段、不同要素以及不同类型案件划分人工与智能裁判的界限,探索人工与智能协同合作的裁判模式。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标准问题

虽然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问题仍未有定论。证明标准是一个与证明责任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抑或说它们在本质上是一物两面的关系,因此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控方与辩方的证明标准应做区分。为避免规则被束之高阁,对于辩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证明标准不宜过于严苛,而根据证明责任转移原则,对于控方在后续程序中进行的证据合法性之证明则应采取二重性标准,即"确认(非法)"或者"不能排除(非法)",而非单一性标准。同时,还需针对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分别采用对应于"确认(非法)"情形的"可能(合法)"标准,和对应于"不能排除(非法)"情形的"确实(合法)"标准。

“好法官”的角色定位及其知识谱系——以女性民事法官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官承担着来自社会的巨大舆论压力,官方、百姓和学界对"好法官"的定义也有着不同理解。制度下的角色扮演往往更为单纯,但社会场域的多面影响要求法官不仅仅是单纯的中立裁判者,更应是纠纷解决者。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要时刻保持司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切勿因急功近利使得制度改革与社会需求产生断层;而对法官司法行为的评价标准也应置于实然之中,结合法官"社会-司法"的双重角色认识其司法知识的多维谱系。

性别与法律:刑事司法中的女检察官

刑事诉讼中的检察官制度并非与刑事诉讼活动同时产生,为了破除纠问制下法官权力的无所限制和被告人无所防御的弊端才创设了检察官制度。在控诉原则的指导下,检察官担任控方进行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活动,而这一活动的强力需求与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格格不入。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女检察官数量不断增加的现象与刑事司法理念的多元化发展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的趋势,而女检察官在工作中对性别特征的刻意回避进一步说明了女性在刑事司法场域中仍然呈现出一种迎合的姿态。在多元化的诉讼理念取代单一的惩罚观念之后,更应注重对女性经验的运用,以实现关怀伦理对公正伦理的补充。

刑事速裁程序的制度逻辑——基于试点经验的三重维度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主旋律下,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认罪-不认罪"案件的分流处理机制成为当下刑事审判程序多元化改革之重要举措。作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先行试验,刑事速裁程序在试点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完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对公正与效率、对抗与合作、权利让渡与权利保障三个主要问题的分析,刑事速裁程序不仅要解决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与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更要在本质上加入协商元素,有效实现司法资源的"因案配置"。

法律原则适用:方法论之对话——重访“泸州遗赠案”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界说在"泸州遗赠案"后成为学界讨论的理论话语,与其刻意界分二者适用的具体范畴,毋宁在法社会学和法教义学的思维范式下研习法律原则之实践精义。透过典型个案所追求的不单是司法判决的正误,而是个案中存在的司法弊病。借助案件社会学为理论工具,解读原则适用之内涵,继而回归常态的法教义学视角进行分析,可知法律原则之于规则的优先可能性,以及法社会学与法教义学在方法论上的交叉耦合。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权威强力是其先决条件,而要获得社会整体之追随,还要探寻法律"贴近"社会生活的对话途径。

数字时代的诉源治理:法院如何推动社会治理智能转型

诉源治理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治理层面的制度安排,其所聚焦的不仅是减少法院的诉讼量,更是要构建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机制,进而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在司法智能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诉源治理作为法院推动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面向,一方面,应明确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职能定位,加强多元解纷主体的联调机制建设,进而回应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需求,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另一方面,要以数字时代的智能技术为依托,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的智能预防和化解机制,以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转型。

从经验到立法——刑事司法改革的试点模式

近三十余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并非自上而下的休克疗法,而是多层级循序渐进的改良结果。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司法改革的浪潮中,“经验—立法”的改革模式为刑事司法改革注入了正能量,刑事和解制度的成长即是这一改革模式的成功范例。试点改革作为回应型法的中国范式,以法律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探求特定时空下的社会需求,以期为法律改良注入养分。诚然,试点方法不是完美的改革工具,立法部门需要对其加强程序性规范,良性发挥试点的试错机理,促进理论与实务之间的良性互动,借此形塑本土化法治资源,为司法改革贡献智识力量。

法律职业中的女性:从法学院到法院

当代中国从法学院到法院,女性数量在宏观上已呈现明显增长,但在法律职业中仍存在微观的不平等现象。其原因在于传统观念认为女性气质不适合从事法律工作。实际上,法律工作需要女性气质的补充,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女性法官的真正贡献,在司法过程真正纳入女性视角,实现司法刚柔并济的效能,促成关怀伦理对于公正伦理的补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