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限缩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但犯罪记录的过度封存使得被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暴力性犯罪、部分主犯和再犯的犯罪记录也被封存起来,增加了社区的潜在风险。为解决"未成年犯罪人隐私保护"与"社区民众公共安全"的冲突,建议该制度的刑期限制条件由五年降为三年,对暴力性犯罪按不同年龄段、对主犯按不同种类、对再犯按主观罪过形式区别处理,并引入禁止令制度作为第二道防护网。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司法适用研究——以50件恶意欠薪刑事案件为样本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数量虽逐年上升,但占恶意欠薪案总量的比例较低,且主要集中在被害人人数众多、欠薪数额普遍较大的建筑行业。该罪在司法适用中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难以区分其与民生劳务纠纷的界限,二是对被害人人数较少、欠薪数额不大的非建筑行业保护力度不强,三是量刑时不区分清偿比例有违刑罚公平性。针对上述问题,从罪与非罪、量刑和刑事政策三方面反思,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在司法适用中应注意,罪与非罪的判断要严格把握犯罪构成要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打造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实现保护劳动者获得报酬权,惩治恶意欠薪现象的立法目的。

轻罪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轻罪”系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随着轻微犯罪的案件数量及比例逐渐升高,刑法修正案所体现的“轻罪化”特征愈发明显。轻罪刑事政策实现了对传统重刑主义的扭转,罪刑设置从“厉而不严”转变为“严而不厉”,刑罚功能从以威慑警示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引导为主。轻罪刑事立法可以避免动辄适用重罪、弥补法律规范空白、塑造民众的规则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刑事立法举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3个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妨害安全驾驶罪避免了轻罪重判,危险作业罪具有积极预防的效果,高空抛物罪补充了民法救济的不足。未来轻罪刑事立法应考虑到危害行为的类型化,以法益保护目的为指引,总结和预见犯罪规律以建立类型;注重与刑法谦抑性的调和,严格把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预防刑法中“危险”的限度,只有达到“重大”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险行为才能为预防刑法所规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新路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数量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司法解释中认定“非法性”特征的实质标准弹性空间过大,二是办案机关认定“非法性”时不考虑资金用途。应坚持刑法谦抑性和民法自治性相结合,对“非法性”认定采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体认定时需满足资金用途非法性和手段非法性两个标准,将使用欺诈手段的“用于贷款型融资”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实现该罪的限缩适用。

“诽谤官员型犯罪”的司法适用困境及解决思路--对网络诽谤司法解释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司法机关在认定"诽谤官员型犯罪"时,存在以诽谤罪压制批评言论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罪与非罪界限模糊、国家机关能否成为行为对象、新闻媒体及工作人员是否构成责任主体等方面。针对该类犯罪的司法困境,笔者提出三点解决思路:一是综合多种因素判断"情节严重",解决罪与非罪的认定难题;二是不可将诽谤单位一律认定为寻衅滋事罪,避免公众因检举国家机关失实而受到重刑制裁;三是对新闻媒体及工作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加强对诽谤罪共犯的处罚。

洗钱罪主观要素的认定难题及化解

司法实践中有关洗钱罪主观要素的证明难度较大,我国反洗钱工作的司法实践效果并不理想。针对《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明知”后产生的理论争议,首先,需要明确刑法总则“明知”不等于刑法分则“明知”,成立洗钱罪仍需要具备故意的主观构成要件;其次,在“自洗钱”情形下,不存在对“明知”的证明问题,在“他洗钱”情形下,仍需要证明行为人对洗钱对象的“明知”,而不应仅根据法条的形式解释,一律认为成立洗钱罪不再需要证明“明知”;最后,证明他洗钱行为人的“明知”程度时应选择“可能性认识说”。“概括的推定认识”的提出,具有降低“明知”证明难度的理论价值,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应根据主体身份的不同适用差异化的证明标准,允许“可反驳的客观推定”存在,再加上“为掩饰、隐瞒”要素的辅助判断,共同实现对洗钱罪主观要素的准确认定。

审前调查评估时限与案件审限冲突的原因及解决--兼谈《社区矫正法》第18条

新出台的《社区矫正法》规定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但没有明确评估的具体时限,在实践中经常产生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时限和案件审限的冲突。该冲突的实质是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其主要原因是司法所人员力量薄弱、公检法司工作衔接不顺畅、社会公众参与度低以及调查启动的不确定等。为缓解时限与审限的冲突,需要加强司法所人财物保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真正落实审前社会调查相关职责,搭建公、检、法、司大数据共享平台以实现各部门有效衔接配合;加大宣传力度,用大数据技术辅助传统走访问答;确定"部分类型应当适用"的调查启动模式,对暴力型犯罪、性犯罪、毒品犯罪的犯罪人以及缓刑犯必须进行审前社会调查。

虚假诉讼罪与诉讼诈骗犯罪行为界限

虚假诉讼和诉讼诈骗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两者的重合部分是在民事诉讼中行为人为原告的侵财型虚假诉讼。虚假诉讼行为由虚假诉讼罪来规制,诉讼诈骗行为则属于典型的三角诈骗,可以定性为诈骗罪。刑法第307条之一第3款实际上是对该重合部分(侵财型虚假诉讼)既有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也有可能成立诈骗罪的表述。侵财型虚假诉讼是同一行为侵害了双重法益而同时触犯虚假诉讼罪和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虚假诉讼罪第1款中“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应排除诈骗罪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合法债权。

空白罪状的困境与出路——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例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正,扭转了刑法规范与前置性规范的错位问题。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空白罪状中仍存在补充规范范围过于局限以及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界分模糊两大问题。走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空白罪状困境的出路在于:在解释论层面对空白罪状中的补充规范予以扩大解释,构建“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多层次补充规范体系;在立法论层面将补充规范改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充实参照性法律法规的内容,打破空白罪状补充规范范围的局限性;在司法适用层面将“传播危险”限定为“严重的具体危险”,厘清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空白罪状中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界限。

操纵证券市场的二元规制模式之构建

由于行刑界限模糊以及对保护法益的误读,目前实践中存在操纵证券市场行政规制和刑事规制严重失衡的问题。保持行刑规制的动态平衡,应呈现出犯罪圈扩张与紧缩相伴而生、因时而动的双向性变化。构建操纵证券市场二元规制模式的路径选择,一是要确立操纵证券市场罪“双重兜底条款”的适用规则,即严格遵循同质性解释规则,为其保留一定的适用空间;二是以法益性质为原点构建行刑二元规制体系,即通过证监会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行政违法性确认和司法机关对“情节严重”的全方位考量实现对抽象集体法益的双重保护。

犯罪工具的认定与没收

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工具的认定及没收在尺度把握上存在差异。应综合考虑犯罪工具是否为实施犯罪"实行行为"而准备、犯罪工具与犯罪行为的联系是否紧密、没收犯罪工具是否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工具价值是否相适应而予以认定和决定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