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的升格与新文学的登场——兼谈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晚清报刊视角

白话取代文言获得主流话语权的历史事实不是一蹴而就的,也远非现代文学史所叙述的那样简单。白话升格是自晚清以来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而白话经典地位的确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学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复杂。

晚清白话报与书面表达的新变

晚清以来,白话取代文言,获得主流话语权,进而成为新文学的基本表达方式,这一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白话升格的历史演进过程,在混杂着新与旧、中与西、因与替等时代主题的历史语境下展开,是断裂、交叉与可能性的多主题变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近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的纷繁复杂。作为白话升格的直接推动力量,晚清报界的主创、编辑、写手,以白话报为变革话语表达的试验场,成为日后五四新文学登场的最初拉幕者。

北宋神宗时期徐州文人活动研究——以苏轼、秦观、陈师道为中心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结盟意识,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过引领风气的文坛盟主。笔者以苏轼、陈师道、秦观等主要作家为切入点,对北宋熙宁、元丰间的徐州文人交游唱和活动展开研究。该活动历时两年,始终以苏轼为中心,参与者既是朋友又是师生,基于共同的人生志趣和文学追求,在徐州寻胜访幽、诗酒酬唱,翰墨往来不断,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这不仅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新的因素,而且对北宋后期及后世的文学观念与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派称江西”的文学文化考察

自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始,诗派作为重要的诗学概念出现,后经过刘克庄、方回等的张目阐发,江西诗派的理论建构逐步完善,不仅在宋代,甚至在整个诗歌史上,形成了言诗者必称江西的传统。历经宋、元、明、清,江西派在诗学领域获得经典地位的同时,其概念范畴也逐渐溢出诗学的单一指向,渗入文、词,甚至画、印等文学艺术领域。清代文献中的江西派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显扬标榜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甚至作为一种拥有伟大传统的文化资本被不断追叙。从江西派概念的推演泛化过程入手,以探究宗派观念在诗学领域的经典化途径,进而考察其如何被纳入更广泛的文学文化视野的过程。

“诗”道人心:晚明心学家的唐诗选本

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念影响下,唐诗的经典化在明代达到巅峰,明人整理及编选唐诗的热情空前高涨。周汝登的《类选唐诗助道微机》在众多的唐诗选本中有其独特性。本文试从《唐诗助道》的材料来源、类目设置及周汝登心学三方面,谈该选本在明人选唐诗通代性选本上的特殊价值。

通信使文献所见东亚汉文化圈的差序格局——以《东槎日录》为例

《东槎日录》作为一部重要的朝鲜通信使文献,详细记录了17世纪后期,朝鲜使臣泛槎海路出使日本的见闻及感受,对于研究日本江户时代的风土民情、朝日邦交,乃至东亚文化格局均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东槎日录》为中心,从朝鲜使臣的视角切入,考察在汉文化圈的整体语境之下,中国、朝鲜和日本彼此间的叙述、认识与想象,进而加深对东亚文化格局的理解。

东亚汉文化圈的差序格局——以通信使文献《东槎日录》为例

《东槎日录》作为一部重要的朝鲜通信使文献,详细记录了17世纪后期,朝鲜使臣泛槎海路出使日本的见闻及感受,对于研究日本江户时代的风土民情、朝日邦交,乃至东亚文化格局均有重要意义。以《东槎日录》为中心,从朝鲜使臣的视角切入,考察在汉文化圈的整体语境之下,中国、朝鲜和日本彼此间的叙述、认识与想象,可以加深对东亚文化格局的理解。

文本空間與書寫策略——朱熹《張浚行狀》探微

行狀及相關史傳文本是評判歷史人物功過是非的重要文獻依據,其史實記叙上的信度歷來備受關注。舉凡歷史上有影響力的大人物,名氣愈大,争議愈多。張浚作爲南宋的中興名相,自不例外。張卒於南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八月。乾道三年(1167)十月,朱熹應張家之請,撰《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此文後爲《宋史·張浚傳》采擇。故張浚在國史中的概貌,實則本自行狀之記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