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腹手指末梢血糖在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筛查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背景近年来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居高不下,且有大量未诊断的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患者亟待发现。确定稳定、可靠的筛查方法有助于更加快速、有效地发现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患者。目的评价空腹手指末梢血糖(FFG)在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中对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的筛检效果。方法2017年,根据上海市普陀区人口分布状况,在10个社区进行分层整群抽样调查。依据《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年版)》中的标准制定《上海市社区居民风险评估表》,筛选糖尿病高危人群。糖尿病高危人群进一步行实验室检查,检测FFG、空腹静脉血糖(FVBG)并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以筛检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人群。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筛检试验效能表确定FFG筛检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人群的最佳截断值,并评价其应用效果。结果共筛选糖尿病高危人群13057例,剔除108例未做FVBG检测者,最终纳入12949例,其中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3182例(24.57%):糖尿病1380例(10.66%),糖尿病前期1802例(13.92%)。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FFG与FVBG具有良好的相关性(rs=0.722,P<0.001)。FFG预测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238。当FFG以5.7 mmol/L为筛检试验截断值时,约登指数最大(0.70),筛检试验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Kappa值分别为88.62%、81.10%、60.44%、95.63%和0.83。男、女性分析结果与整体分析结果一致,FFG截断值均为5.7 mmol/L。不同年龄组分析结果与整体分析结果相近,FFG截断值为5.6~5.8 mmol/L。结论FFG快速、准确、可靠、稳定,可以作为糖尿病筛查中的预检手段。推荐FFG筛检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的截断值为5.7 mmol/L,但可以根据筛检需求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节。

医学生医患沟通倾向性评价

为评估复旦大学医学生医患沟通倾向性现状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在汉化、精简医患导向量表的基础上加入健康促进维度,编制出《医学生医患沟通倾向性量表》,然后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复旦大学2015—2017年参加预防医学课程的临床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在关心、分享和健康促进三个维度中健康促进得分最高,其次是关心和分享;女生在总分及分享维度上较男生更偏好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五年制学生在总体及分享维度上较八年制学生更偏好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低年级学生较高年级学生在总体得分及分享和健康促进两个维度上更偏好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因此,高校仍需加强医学生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教育,尤其在信息分享上的教育;需要努力促进健康知识及医疗信息的良性传播。

在沪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电子媒介健康素养测定

目的检验《高校学生电子媒介健康素养量表》(简称《量表》)在"内高班"学生中使用的信效度,并评估其电子媒介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市"内高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影响"内高班"学生电子媒介健康素养的因素。结果本研究共调查"内高班"学生210人,问卷回收率为98.1%。《量表》在"内高班"学生中应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各维度条目高度相关(P<0.001),总体及各维度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85。"内高班"学生电子媒介健康素养总得分为(61.88±14.79)分,3个维度中,健康信息的获取能力最强,评价能力次之,实践能力最弱;女性健康信息获取能力高于男性;汉族和回族同学高于维吾尔族同学;研究对象有91.7%拥有智能手机,35.9%每日手机使用时间大于1 h,远高于普通高中生;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是电子媒介健康素养及其3个维度的共同影响因素,健康信息获取能力随着手机使用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结论《量表》可以作为评估"内高班"学生电子媒介健康素养的工具。健康信息的实践能力是"内高班"学生的薄弱环节;一定时间的电子媒介使用是提高中学生电子媒介健康素养的重要因素;加强维吾尔族同学电子媒介健康素养,尤其是在健康信息获取和评价方面的能力,有助于"内高班"学生全面发展。

成年双生子体型特征的遗传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对成年双生子体型特征的调查,研究环境及遗传因素对超重或肥胖的影响,为成人肥胖防治策略制定提供依据。方法以124对成年双生子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相关信息;通过组内相关系数法计算研究对象BMI、腰围(WC)、腰高比(WHtR)的遗传度,从而分析成年双生子超重或肥胖的影响因素。结果成年双生子身高、体重、BMI、WC、WHtR的平均遗传度分别为92.86%、76.47%、40.79%、68.97%、36.84%。已婚者发生超重或肥胖的危险性是非在婚者的2.216倍;男性发生中心性肥胖的危险性是女性的2.240倍;男性、已婚者发生WHtR超标的OR值分别为2.570和1.839。结论成年双生子的身高、体重受遗传因素影响较大,而BMI指数、WHtR受环境影响较大;成年双生子的超重或肥胖与婚姻、性别等因素有关,已婚者比非在婚者更容易发生超重或肥胖,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发生中心性肥胖或腹型肥胖。

17种免疫法粪便潜血试验检测性能评估

目的通过对17种常用免疫法粪便潜血试验(FIT)的检测性能进行评估,探讨结直肠癌筛查假阳性率较高的原因。方法以模拟粪便为样本,配制14个不同浓度的检测样本。采用17种FIT对模拟粪便样本进行检测,编号1～15为定性FIT,编号16～17为定量FIT。由7名操作人员进行检测,并记录结果。2种定量FIT由其中2名操作人员采用Luminex200多功能流式点阵仪与OC-Sensor全自动便潜血分析仪进行检测,并记录结果。结果共收集1 666份样本进行检测,11种定性FIT试剂阳性率高于理论阳性率(P<0.005),16、17号定量FIT试剂阳性率与理论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16=0.43,P17=0.21),其粪便样本血红蛋白水平与理论浓度呈高度相关(r16=0.88,P<0.000 1;r17=0.92,P<0.000 1)。定性FIT的敏感性可达100.00%,且11种定性FIT的Kappa值均<0.40。16、17号定量FIT的敏感性均为86.21%,特异性分别为88.24%和97.06%,Kappa值分别为0.73、0.80。结论定性FIT成本低且操作方便,但缺乏对粪便取样量及稀释液的统一标准,实际阳性判断值低于预设阳性判断值,特异性低。定量FIT成本较高,但不易受人为主观判断影响,特异性相对较高。

慢性病健康管理时间成本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评价慢性病健康管理工作的耗时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测算社区医生慢性病健康管理的工作量及进一步优化系统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线上形式对社区医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社区医生进行慢性病管理相关工作的耗时情况。结果共收到有效问卷437份。研究对象报卡、建卡和随访工作的平均耗时分别为7.30 min、10.34 min和7.61 min。其中,女性的建卡工作耗时低于男性(t=2.12,P=0.035);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报卡(t=2.42,P=0.016)和随访工作(t=2.33,P=0.0205)耗时低于大学及以下人员;临床科室人员的报卡(t=4.96,P<0.0001)、建卡(t=2.87,P=0.0043)和随访工作(t=3.41,P=0.0007)耗时均低于防保科室人员。结论临床科室能更加快捷地完成慢性病健康管理工作。慢性病管理一体化系统提高了慢性病患者管理的工作效率。

社区健康管理下的糖尿病患者生命质量评价

目的了解社区健康管理下糖尿病患者的生命质量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糖尿病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QLICD-DM(V2.0)]对患者的生命质量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QLICD-DM(V2.0)各模块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特异模块、社会功能、心理功能、生理功能。生理功能的影响因素有性别、治疗方法、治疗效果和家庭经济情况;心理功能的影响因素有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情况;社会功能的影响因素有职业、文化程度、医保类型和临床诊断类型;共性模块的影响因素有职业、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临床诊断类型和治疗方法;特异性模块的影响因素有职业、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生命质量总分的影响因素有职业,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结论糖尿病患者需加强健康教育,并注重自身疾病的日常治疗与控制、减少并发症与合并症的发生。社区健康管理更应关注年长者,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和人文关怀,加强社区生活照护。

上海市某区糖尿病高危人群三年发病情况追踪

目的追踪上海市普陀区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后3年的糖尿病发生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改进糖尿病筛查工作提供依据。方法通过对上海市普陀区诊疗平台和上海市普陀区疾病控制信息管理平台中的诊断信息进行匹配以及对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随访,获得高危人群的3年追踪结果,分析转归情况和影响因素。结果共计追踪到2136例调查对象,3年内687例(32.16%)进展为糖尿病,其中血糖异常组的累积发病率高于血糖正常组(55.17%vs.24.16%,P<0.01)。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糖异常组的糖尿病发病率为血糖正常组的2.85倍(P<0.01)。在通过诊疗平台追踪得到的进展为糖尿病的调查对象中,15.48%至少有1种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结论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是一项高效率的筛查手段。对于筛查中血糖异常的高危人群需要每年进行筛查,而对于血糖正常的高危人群还应缩短再次筛查间隔。同时,对于筛查出的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患者需要及时进行随访管理和生活方式干预,减缓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初发糖尿病患者,则需要及时开展并发症筛查,延缓并发症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社区居民的保留比率的肺量计异常人群特征研究

背景20%~30%的保留比率的肺量计异常(PRISm)会发展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但我国目前对其特征的研究非常有限。目的分析PRISm的影响因素,探讨PRISm人群与COPD患者在危险因素分布特征上的差异。方法本研究依托上海市社区健康管理工作开展,选取2022年7月—2023年6月在上海市普陀区11个社区参加COPD早期筛查的60岁以上社区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和肺功能检测。共876例参加了本次调查,剔除141例问卷信息不完整或肺功能检测质量不合格的对象,最终得到研究对象735例。以吸入支气管舒张剂后的肺功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组:COPD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70%],PRISm组[FEV1与预计值之比(FEV1%Pred)<80%且FEV1/FVC≥70%],肺功能正常组(FEV1%Pred≥80%且FEV1/FVC≥70%)。以肺功能正常组为对照,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COPD、PRISm的相关因素。结果COPD组157例(21.36%),PRISm组113例(15.37%),肺功能正常组465例(63.27%)。三组慢阻肺自我筛查问卷(COPD-SQ)总分比较,COPD组评分最高[(20.46±4.53)分],PRISm组次之[(19.04±4.41)分],肺功能正常组评分最低[(18.03±4.2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RISm组男性比例、吸烟量、存在反复发作的喘息比例、有慢性支气管炎比例、有高血压比例高于肺功能正常组(P<0.05);但与COPD组相比,PRISm组男性比例、吸烟量、存在运动后喘息或咳嗽症状比例、有肺气肿比例均较低,但高血压患病率却较高(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增大、性别为男性、吸烟量增加、身体活动不足、存在反复发作的喘息、存在运动后喘息或咳嗽、有COPD或支气管哮喘家族史、有支气管哮喘或肺气肿是COPD的影响因素(P<0.05);而吸烟量增加、身体活动不足、存在反复发作的喘息、有慢性支气管炎和有高血压是PRISm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PRISm是介于COPD和肺功能正常间的一种高危状态,其在年龄、吸烟、身体活动、症状及疾病史分布上与COPD类似,但COPD-SQ评分及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于肺功能状态的预测效果显著低于COPD。高血压仅在PRISm中为独立相关因素,提示PRISm人群可能存在独立于COPD的心血管疾病风险。而PRISm人群特征在疾病进展中的作用仍待进一步验证。

应用健康信念模型探索上海市某镇居民肠镜检查意愿影响因素

[目的]运用健康信念模型(HBM),探寻影响居民参加肠镜检查的因素。[方法]2015年5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上海市某镇选取大肠癌初筛阳性后接受和拒绝肠镜检查(接受组和拒绝组)各200人进行健康信念问卷调查,应用t检验比较两组在HBM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益处认知、障碍认知和行为线索5个维度上的差异,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各维度得分对肠镜检查意愿的影响。[结果]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95份,接受组199份,拒绝组196份。两组HBM问卷得分分别为(0.66±0.12)分和(0.55±0.14)分,接受组得分高于拒绝组(P<0.001)。接受组在HMB 5个维度上的认知程度均高于拒绝组(均P<0.05)。在大肠癌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易感性知识,以及大肠癌筛查在降低发病及死亡率,提高治疗效果及掌握自身健康状况的益处认知方面,接受组认知程度高于拒绝组(均P<0.001)。在获得医生建议和家人朋友支持比例上,接受组相对于拒绝组的OR值分别为4.25(95%CI:2.05~8.84)和9.08(95%CI:4.19~19.68);而拒绝组则更加认可大肠癌治愈可能性低及缺乏肠镜检查时间。logistic回归中益处认知得分对模型影响最大,其OR值为44.37(95%CI:8.83~222.96);其次为行为线索和障碍认知得分,OR(95%CI)分别为9.36(3.36~26.05)、7.00(2.45~20.03)。[结论]未接受肠镜检查者对大肠癌易感性认知和肠镜检查益处认知不足,社会支持缺乏;对大肠癌治疗和预后的消极态度及缺乏肠镜检查时间也是阻碍人群进行肠镜检查的重要因素。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网络使用行为定性调查

【目的】了解上海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网络使用相关行为情况。【方法】采用焦点组访谈对上海市6所学校48名学生进行调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33名,上海本地学生15名),对其中12名学生进行个人深入访谈(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9名),调查学生的网络使用特征、网络使用对学习生活的影响等。【结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互联网使用较为普遍,使用目的主要为查资料、游戏、聊天、看视频。大多数家长对学生上网有时间限制。【结论】互联网使用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支持。建议随迁子女家长对子女进行正确的引导,培养他们良好的网络使用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