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风俗:19世纪欧洲中国小说阅读史的一个视角

在中国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自17世纪传入欧洲后却登堂入室,入藏各类图书馆,由私人藏书变为公共藏书,使中国小说文本得到妥善保存,传播范围不断扩大。19世纪随着东方学的兴起,中国小说以风俗志形式进入欧洲阅读史,东方学家认为小说比其他著作更具有观风俗的优势。中国小说以译本和中文刻本形式流通欧洲,看似其读者各有所属,实则他们之间相互交叉、影响,都以观风俗为阅读旨趣,并指向中国形象的建构。中国小说也以翻译、改编、戏仿等多种形式逐渐成为欧洲文学的一部分。19世纪欧洲的中国小说阅读史,体现了世界文学以一种渐趋融通的方式呈现和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包容力,以更好地推动文明互鉴。

《红楼梦》中的谶应

“谶应”一词,见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故徐铉吴淑而后,仍多变怪谶应之谈。”对于“谶”,《说文解字》解释说:“谶,验也,有徵验之书。河洛所出之书曰谶。”《广雅·释诂四》云:“谶,纤也。其义纤微而为效验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说“谶”乃“诡为隐语,预测吉凶。”可见,“谶”是指对于未来带有应验性的预言和隐语,它往往假托天命与神意的形式出现。“应”则是印证、应验的意思。

美以美会传教士亮乐月的小说创作与翻译

美国传教士亮乐月是西方来华女传教士的代表。她不仅创办了第一份中文女性期刊《女铎报》,而且用中文撰写、翻译了18种小说作品。她的小说将宗教传播、女性教育和儿童教育三者融合在一起,旨在提升女子修养,引导她们治理家务、教育孩子、劝善信教。亮乐月在将西方女性意识和教育理念灌输到中国的同时,也把西方大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并培养了一批中国女性作者和译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清时期说部书价述略

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其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书价。自明至清 ,说部书价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使更多不同层次的人有能力消费小说。这与明中叶以来书坊的遍布、活字印刷的发展及石印的推广直接相关。同时 ,由于明清时人对宋元版及抄本日益珍重 ,说部中的这一部分价格反而急剧上升。

《汉语入门》的小说改编及其白话语体研究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戴遂良1892年编纂汉语教材《汉语入门》,书中选取中国小说《今古奇观》、《聊斋志异》、《家宝二集》,用当时通行的口语加以改写,反映了编者个人的文学观和语言观,同时又带有18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欧洲影响的烙印和19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印记。该书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个案,将"五四"与晚清时期的白话文变迁相勾连,表明了晚清白话文与现代白话文衔接的可能性,对既有的论述构成了一定挑战,促使我们反思从晚清积蓄力量到"五四"最终爆发的文学革命中的其他源流,考察来自异质文化的白话文运动的推动因素。

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

明清时期小说评点与通俗小说的繁荣相映成趣 ,最为通行的小说刊本都是评点本。评点具有辅助阅读小说的功能和独立的文本价值 ,可以促进小说的传播 ,故坊贾纷纷以评点本相号召。明末清初评点者以八股文法评点小说则推动了评点本小说在士子文人中的传播。

宾为霖与《天路历程》的汉译

《天路历程》是最早译介到中国的西方长篇小说,它的中文译本超过了30种,其中以宾为霖的译本影响最大。他的译本并非是最早的,却是第一部完整的并被公认为是最佳的译本,版本最多,在中国读者中也最具影响力。论文所关注的是,身为传教士的宾为霖在翻译此书时所采用的一些特殊策略,宾为霖译本的特点、流传,以及在宾为霖译本的影响下,《天路历程》这部宗教小说如何被中国读者所接受。

美国汉学视阈中的近代小说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以韩南为考察中心

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未能清晰地呈现应有的地位和意义。西方汉学家将中国近代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展开研究,会通中西,另辟蹊径,引入文学研究及小说文本之外的学术视野,发掘了诸多新的文学史料,成为改变中国近代文学学术格局的重要因素。文章以汉学家韩南为中心,从学术史的角度可考察美国汉学视域中的中国近代小说研究特色及其学术影响。

基督教儿童小说《安乐家》研究

文章以1882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博美瑞译介的基督教儿童小说《安乐家》为研究对象,讨论这一早期翻译文学作品的写作特点、艺术价值及其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该书明显受到了《天路历程》的影响,通过主人公寻找安乐家的故事表现其确立基督教信仰的过程,反映了近代来华传教士试图培养中国小基督徒的潜在意图。小说以乐曲《安乐家》作为线索结构全书,叙述节奏具有明显的音乐特性。同时,作品反映了19世纪英国儿童的生存状态,对中国儿童文学构成有益的补充。

19世纪西人汉语读本中的小说

19世纪,为满足华洋杂处的现实需要,西方人编纂了大量双语对照的汉语读本,其中收录的中国小说十分丰富。小说原文多被编纂者用当时通行的官话进行了改写,具有独立的文本价值和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进程,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展及其作为宗教文学的启示意义

传教士汉文小说由晚明耶稣会士开启先声,西方传教士以中国古代小说之形叙写基督教文化之实,模仿中国古代小说体例和语言,又在其中融入西方宗教和文化内涵,构成新的小说文本在中国流传。传教士汉文小说是将宗教与文学结合的范本,传教士努力跨越横亘在中西文化之间的鸿沟,试图在文化冲突中实现平衡,对于宗教文学的研究和跨文化的宗教传播不无启示性。

基督教汉文文学的发展轨迹

百年中国宗教文学研究大致涵盖了宗教文学、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三大领域。其中,备受学者关注的是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而宗教文学尤其是宗教徒创作的文学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严重影响了学界对中国宗教文学的体认。有鉴于此,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在北方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邀请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撰写12卷24册本《中国宗教文学史》。这部《中国宗教文学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清理包括道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在内的宗教徒的文学创作通史,也是国内第一部兼含汉语、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西南少数民族语种在内的大中华宗教文学通史。经过5年的酝酿,在清理文献的基础上,课题组就《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主要内容、写作体例等展开了认真思考,现发表一组笔谈,恳请各位学界前辈、同道多提宝贵意见。

晚清小说中的旅行者及其文化观照

晚清小说中出现了众多的旅行者,除了叙事功能的考虑,其意义在于,通过描绘旅行者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旅行经历,来进行文化观照和反思,以此推动文化变迁。上海是晚清小说中的重要场域,小说家借由上海的西方异托邦镜像,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对西方的城市文明有所批判。旅行者经历的乌托邦之旅,代表了晚清小说家面对社会和文化危机所构想的理想之境。然而,受制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个人认识以及时代背景,他们对未来缺乏系统的、深层次的设计,不是回到中国传统的桃花源就是比照着西方社会先进的科技与物质文明进行虚构,其设想缺乏现实的可行性。

《新小儿语》:吉卜林童话的早期方言译本研究

英国作家吉卜林的童话故事集《原来如此》,1912年由美国长老会费启鸿师母最早译介到中国,题为《新小儿语》。《原来如此》是现代童话的典范之作,它以儿童的思维方式创作,同时又把成人的智慧、体验、思考和愿望熔铸于其中的奇幻故事。《新小儿语》的翻译为中国现代童话的写作提供了文体和语体的范式。为了契合原著口语化的特征,译者采用上海方言进行翻译,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语气、口吻和神态,译文也更为简明易懂,适合儿童阅读。这一译本不仅有助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而且对推动白话文运动进程也不无助益。

街头布道家杨格非及其汉文小说

对英国基督新教公理宗牧师杨格非及其所著汉文小说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揭示了他街头布道家的传道特点,以及这一特点与他汉文著述所运用的语体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着重分析了他的代表作《引家当道》所展示的理想的中国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影响。

近代日本官话读本中的北京书写——以《北京风俗问答》为中心

文章以《北京风俗问答》为中心,讨论近代日本官话读本对北京的书写,考察1920年代北京在从传统的帝都向现代都市转变过程中的社会状况。该书作者利用在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的微观环境中所保存的丰富资料,再现了当时北京社会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常态。这种作为他者的书写,既表现了作者因来自异质文化而特有的敏感与独特视角,同时作为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人,该书作者的书写还体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视角。

明代江南文化的形态构成及其传播机制

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带来了江南文化的繁荣。而明代江南工商业市镇网络的发达，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文化信息得以迅速、及时的传播，从而缩小了江南各地文化形态的差异，在文化形态上体现出区域整体性的特征。这一特征并不是以牺牲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为代价的，正相反，江南地区人口密度高，流动性大，社会成分复杂，价值观念与社会风气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急剧转变，因而使得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呈现出多元化形态。发达的图书印刷业与书院的勃兴则是江南文化传播机制中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