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村《圆圆曲》疏解

吴梅村的诗,特别是那些歌咏明清之际时事的长篇叙事诗,历来被称颂为“诗史”,他自己也当之不疑。《圆圆曲》是这些长篇叙事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远的不说了,抗日战争前后,还有人刊刻专书《陈圆圆事辑》,甚至改编为话剧《陈圆圆》上演。至于清末诗人樊樊山的《彩云曲》、《后彩云曲》等模拟之作层出不穷,就更不用提了。解放以来,因为吴梅村当了清朝的顺民,名声不怎么好,《圆圆曲》又诬蔑了农民起义军,便不那么被传诵了。直到最近,复刊后的《文学遗产》第一期发表了姚雪垠同志的《论【圆圆曲】》,才打破了长期的沉寂。

关于《圆圆曲》的创作动机与客观效果

我疏解《圆圆曲》,主要是想要与姚雪垠同志商榷的。因为黄裳同志已经有文章了,所以我才改作《疏解》。我不同意姚雪垠的那些考证,我认为《圆圆曲》中叙述的故事,主要情节是真实的,就象《长恨歌》、《桃花扇》的主要情节是真实的一样。也不同意姚雪垠的某些论点,我认为《圆圆曲》也不单纯是讽刺吴三桂、鞭挞吴三桂的,《圆圆曲》的基调不是讽刺,也就象《长恨歌》不是讽刺诗,《桃花扇》不是讽刺剧一样。文章发表以后,《晋阳学刊》编辑部转来了刘德鸿同志谈《圆圆曲》

再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与宁宗一同志商榷

一九八五年我被邀请出席秦皇岛《水浒》讨论会.会议要求撰写论文.当时恰巧买了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金瓶梅研究》,压卷之作是章培恒同志的《论金瓶梅词话》.他用《水浒》作为《金瓶梅》的陪衬,认为《水浒》的现实主义成就不如《金瓶梅》高,人物性格也不如《金瓶梅》复杂、真实.我就写了一篇题为《不能因为〈金瓶梅〉贬低〈水浒〉》的文章与他商榷.后来我因事未出席秦皇岛的会,也不知章培恒同志去没有去.但论文寄出去了,上海《文报汇》还发表了论文的摘要,也不知章培恒同志看到了没有,但他似乎并没有答复.

《雪芹小照》调查札记——兼评河南省博物馆的三次调查

在一九八二年全国红学会上,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韩绍诗同志宣读了他们关于曹雪芹小像的调查报告。会后,我趁返回山西长治路过商丘之便,在商丘访向了自称是俞瀚后裔的井氏、俞振国,和自认“串通作伪”的郝心佛。到郑州,又第三次访问了河南省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赵新来也向我介绍了一些新的情况。现在我愿意把我的采访所得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供参加过或者还关心这场讨论的同志们,朋友们参考。

从张家湾墓石之伪再谈曹雪芹小照之真

去年下半年,沉寂的红学界又爆发了一场大争论.一块据说是二十年前已经出土,但直到去年七月才传开的曹雪芹墓石,在通县张家湾发现了.一时间真闹得甚嚣尘上.开始的报导还有人说真,有人说假;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两集《采访石头记》抱怀疑态度的人也还不少.但随着冯其庸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长文《曹雪芹墓石目见记》,石昌渝在北京《文艺报》发表《曹雪芹葬于通县张家湾》,中间还夹着在扬州召开的国际红楼梦讨论会许多专家的表态,墓石“是真的、不容怀疑”的论调就逐渐占了优势.本来已经渐趋明朗的曹学芹卒年之争,处于劣势的“壬午说”也死灰复燃了.

读书札记二则

“矫情”,还是胡扯? “矫情”似乎并不是个褒义词。因此,当我打开《文学自由谈》1991年第一期,读到那一组谈《红楼梦》的《读书手记》中一篇《红楼的矫情》的时候,不由得怔了一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深情无限,怎么会是“矫情”呢?

《莺莺传》本事考

《莺莺传》是小说,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元稹在写作它的时候,当然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他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千馀年来一直到最近仍然争论不休。唐代人似乎比较通达。尽管作者元稹名气很大,传奇在中唐又很盛行,有的应进士科的举子甚至用传奇作敲门砖的“行卷”,作者的朋友象李绅、杨巨源还都为小说写过诗歌。但很奇怪,对小说的素材来源却几乎无人说及,这无形中给后世的聚讼纷纭埋下了伏线。

当代诗词漫谈

当代诗词,一个更为通常的称呼是旧体诗词。有人要仿“国画”之名,把它称为国诗,似乎没有多少人响应。仿“中医”之名叫它中诗,恐怕也行不通。其实,旧体诗词也没有什么贬义,不过说明它与传统的关系要紧密一些罢了。当代诗词,其内容自然是当代。就形式而言,与《诗经》、《楚辞》距离也很远了,写得最多的是七律,七绝、五律和七言歌行都比较少,杜甫式的长篇五言诗更是绝无仅有。我以为这是《红楼梦》的影响。

脂砚斋能出于刘铨福的伪托吗?

前两年学术界忽然盛行宏观研究,红学似乎也不例外。一时间,高唱“红学可以休矣”者有之,《红楼梦》根本不是曹雪芹所作者亦有之。但后来似乎都经不起驳难,几个回合便烟消云散了。红学照常存在,还时常有点新发现;《红楼梦》作者依然是曹雪芹,红学界也并不十分寂寞。

关于《红楼梦》作者及其他

《红楼梦》作者是谁,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最近又遇到一次严重的挑战.起因始于刘润为发表在《文艺报》1994年1月8日的《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一文.刘润为似乎从来就不相信《红楼梦》是曹雪芹作的,过去只是没有找到发难的机会.当他看到王家惠《曹渊即曹颜》的考证文章,加上周汝昌短跋对王家惠考证的全面肯定,说曹渊本系丰润曹(钅分)之子,于康熙二十八年左右过继给曹寅,改名曹颜,后来又回归本宗,曾在曹寅家过了一段“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好日子.于是认定,只有这个曹渊才具备写《红楼梦》的条件,曹渊必定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无疑.至于曹雪芹,则只不过是个“在贫病交加中‘十年辛苦’地执著于一本半不成熟的小说”的加工者而已.且曹雪芹还应当是“曹渊的一个远房小弟”,“绝不会(是)曹寅之孙”.

报告文学取得“轰动效应”以后

文学近两三年来失却了“轰动效应”,连在第四次作代会时兴奋地预言文学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那些同志也不得不承认了.至少,五花八门的小说、诗歌等以“雅文学”、“纯文学”自命的文学确实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以外失却了“轰动效应”.然而,在这一片萧条的百花园中,据说艺术水平并不高甚至被指为“非文学”的报告文学却很受大众欢迎,成为畅销书.这种现象,

“曹雪芹小像”像主非俞瀚辨——与陈毓罴、刘世德两同志商榷

从1953年初版《红楼梦新证》出版算起，王冈绘“曹雪芹小像”的像主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在红学界讨论了近三十年了。最近，由于部分题词的被发现和公开发表，争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回合。

鲁迅《自题小像》新解商榷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旧体诗解释意见最分歧,争论最多的,就要数这首《自题小像》了。1980年以前的各种意见,天津人民出版社张恩和的《鲁迅旧诗集解》已经做了个相当详尽的总汇。这本书,正文408页,有关《自题小像》的占55页,几乎占了全书的七分之一。1981年以后,就我见闻所及,只有1989年杨宪益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也是谈首句“神矢”出处及意义的,并无太多新意,反响不大。再就是河北人民出版社周振甫主编的出版于1994年的《鲁迅诗作鉴赏》了。书中《自题小像》一篇是振甫先生亲自执笔的。

《莺莺传》本事考

《莺莺传》是小说,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元稹在写作它的时候,当然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他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千余年来一直到现在仍然争论不休。唐代人似乎比较通达。尽管作者元稹名气很大,传奇在中唐又很盛行,有的应进士科的举子甚至用传奇作敲门砖的"行卷",作者的朋友像李绅、杨巨源还都为小说写过诗歌。但很奇怪,对小说的素材来源却几乎无人说及,这无形中给后世的众说纷纭埋下了伏线。至宋代情况就有了变化,对《莺莺传》的本事关心起来了。据赵德麟《侯鲭录》记载,王性之作《传奇辨正》。

曹雪芹画像争鸣亲历记

曹雪芹画像有两幅。一幅是王冈绘,原藏李祖韩家,有照片流传,“文革”中被抄去,下落不明,只余原手卷中的部分题诗在上海发还抄家物资时出现。另一幅是陆厚信绘,河南博物馆1963年2月以五元人民币的代价自商丘人郝心佛手中购得,现藏河南博物馆。三十多年来,关于这两幅画像的真假问题,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陆绘,我极力为之辩护的也主要是陆绘,但两幅画像有一定的联系。我至今以为所有人证、物证远不足以否定两幅画像像主之可能是曹雪芹。因此。

评所谓“文化爱国主义”

1969年第4期《文学评论》以列名封面要目的显著地位刊出一篇短论:《爱国主义的文化特征》,特别提出一个“文化爱国主义”来大加挞伐。文章指出,“五四”以来,在历次关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中,“都一再清楚地看到了文化爱国主义的不散阴魂”,成为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严重障碍。要想强国兴邦。

再谈“金钗十二人何处?”——兼答孔祥贤、胡文彬等同志

1979年5月到柏林寺北京图书馆线装部看书,从《尹文端公诗集)卷五《过忠勇公第即事》组诗七绝十首中读到“竹径松荫”、“琅玕”“桂树”、“绛纱”“画栋”、“翰墨”“天章”、“牙笏床头满”等大观园里习见的景色和《红楼梦》中惯用的词汇。而我当时是为了探索曹雪芹与尹继善、傅恒的交游特地从山西赶到北京去查阅资料的,当然要感到有几分惊喜。特别是组诗中的第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