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与桐城泽社考论

方以智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大学者之一,成就卓著。他早年于家乡桐城曾结泽社,具有文人社团性质,但今人对此知之不多。泽社之成立不迟于崇祯元年(1628年),方以智与社友课读其间以应举业,并进行文学活动,长达七年之久;泽社的社课为方以智的文学及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泽社为明代文人结社的缩影。

方苞“绝意不为诗”之辩及其诗论

方苞以古文名扬天下,世人皆言其不作诗,他自己亦多次提及自儿时即"绝意不为诗"。方苞"绝意不为诗"的根本原因是其父力戒方苞为诗。另外,相较于文而言,方苞诗才确实有限,诗作受到友人批评,他自己也意识到诗歌之难为。但事实上,方苞并非真的与诗歌绝缘,他时常写诗,只是少有留存而已,其从弟方世举的诗集中曾提及方苞作诗,足以明证。他有大量诗序,可见其诗歌观念。

方以智逃禅之实情及其心态探微

方以智于明亡后遭遇坎坷,屡经生死劫难,知永历小朝廷无可作为,自己亦不得施展抱负,于出仕与归隐的两难抉择中萌生出家遁世的念头。当清军攻克广西平乐,定要捕获方以智,于此情境下方以智薙发披缁而出,以免无辜,此或为权宜之策。然以智不屈于清帅威逼利诱,清帅只得听任其为僧,至此最终皈依佛门。逃禅是其必然的选择,精神得以彻底解脱。虽然身在佛门,但他表现出内儒外释的思想和行为。其生平经历反映易代之际明遗民的民族气节、苦难历程和精神操守,颇具典型意义。

明清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文化特征探析

明清时期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是江南著名的世家大族,以科第仕宦、研习诗文、治学习艺等著称于世,在其长期发展延续过程中积淀而成深厚的家族文化。其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五世方法因靖难发作毅然殉难,此忠孝节义之举为后嗣敬仰,积淀成为方氏世代传承的精神意志的象征;方氏家族文化精神的传承表现在重视教育、诗礼传家、勤学著述、编纂家族遗书等方面;方氏家训、家学、家风的传承也为家族的稳固与兴盛奠定了基础。作为个案研究,探析方氏家族的文化特征,为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北宋法远禅师与浮山佛教文化的兴盛

安徽枞阳浮山佛教历史悠久,始于晋梁,北宋时达到鼎盛。法远禅师对浮山佛教道场的声名传扬厥功甚伟。法远禅师实乃禅宗临济宗法系,而非见诸方志所载为曹洞宗传人。法远与欧阳修"因棋说法"使得欧阳修对佛教由排斥转而护持,也促使浮山佛教文化走向鼎盛,名满天下。法远禅师晚年于浮山会圣岩著《九带》传世,叙佛祖奥义,以阐扬佛法。

桐城派经世思想述论

经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之一,凝聚成我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最为宝贵的精神品格。桐城派文人皆具有极其强烈的经世思想,以桐城三祖、姚门弟子以及曾国藩及其弟子们为例,他们虽处于有清一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经世思想之社会思潮表现出怎样的显隐起伏,他们都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随着列强入侵国势衰微,桐城派经世思想又与爱国精神相融合,抒发变革图强的时代最强音。桐城派之经世思想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明代桐城教育兴起之历史审视

桐城自明代中后期声名勃兴,至清代走向鼎盛,享誉海内外。今人论桐城文化,言必称其教育发达,然细究其实,值得探讨。明代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桐城官学包括县学和社学,于明代中后期随着整个封建社会官学体制的衰败而衰落;反之,私学兴起,最为突出的表现为众多学者私人讲学之风盛行,开馆聚徒授学,推动了桐城文风与学风的昌盛,极大地促进了桐城教育的发展。正是私学的兴盛为桐城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铸就了明清时期桐城文化的辉煌。

方维仪对方以智的教育述论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科学家、思想家,成就显著。史书就记载其"生有异禀",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后天所接受的教育。方以智12岁时母亲病逝后,仲姑方维仪"俨如人师",抚养并教育方以智成长成才,并亲授学问,对方以智影响至深。方以智视之如母,为之刻集,感念其恩。

从方以智“主盟复社”看国门广业社与复社的关系

方以智在晚明文坛享有较高声誉,曾"主盟复社"。就具体情况而言,他仅在崇祯六年癸酉(1633)与杨龙友一起主盟国门广业社第二次大会。对此深入研究发现,国门广业社是三年一次大比之年参加乡试的部分复社成员在金陵举行的以举业为目的文学雅集活动,是复社社集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古典诗词审美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精神之培养

古典诗词审美教学要注重指导学生品读古典诗词。通过品读古典诗词,培养大学生崇高的爱国精神和奋发进取的入世精神;引导大学生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学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使大学生渐渐养成健全的心理、坚强的意志、高尚的情操和独立的人格尊严。

明末桐城方以智与阮大铖两大家族交往考述

方以智、阮大铖两大家族世居桐城,向来友善。但在明季崇祯时,因阮大铖为阉党余孽,名列"逆案",遭复社清流痛恨;而方以智加入复社,劝钱澄之退出中江社,彼此怨隙遂生。复社刻《留都防乱公揭》斥逐阮氏,阮以为方氏主谋,且与复社势同水火。当方以智父方孔炤系狱,阮幸灾乐祸。弘光初立,阮一朝得势,立即捕杀复社成员和方以智,以报私恨。二人的恩怨,其实是阉党势力与复社之间不可调和的党争延续和矛盾逐步激化的反映,发人深思。

方苞受学于其兄方舟述论

方苞以德行、文章、经术三者为世人敬重,然探究其源,其兄方舟于之影响至深。他自幼虽从父开始启蒙教育,其后却受学于兄,方舟之为文、为学、为人等诸多方面皆对方苞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方苞为之感怀终生。

明末清初江南著名女诗人方维仪诗歌论

江南桐城"方氏三节"于明末清初即享誉诗坛,其中方维仪诗画成就最高,然其婚姻短暂而不幸,归家守志清芬阁。她著作较多,流传极少。诗存百余首,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感伤诗,抒发了一个守节殉道者的内心孤苦悲戚之情,揭示了封建社会节妇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生存困境;二是忧时伤乱之作,反映明季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其诗感情细腻,真挚沉郁。

方以智住持浮山华严寺考述

枞阳浮山历史上曾以佛教驰名,尤华严寺最著。方以智于明亡后被迫逃禅,晚年主江西青原道场,纂修《青原志略》,但心中日益萌生归乡终老之意;而家乡官绅父老亦热切期盼他回乡兴修华严寺,重振名刹。方氏虽是应允,派其弟子山足兴斧先行浮山料理,但本人因粤难突发而逝,终未遂愿。他虽名列华严寺第16代住持,却未一日入寺坐堂说法。考其史实,于研究方以智晚年行实与佛教思想或有裨益。

方学渐与桐城学风的昌盛

明清时期,桐城文化极其繁荣。追溯其源,则肇始于明代中叶,以何唐辞官归里讲学兴教为发端,其后至方学渐布衣振风教,创办桐川会馆,首开设馆讲学之先河,主坛席二十余年,桐城文风、学风遂至昌盛。方学渐为桐城教育及文化发展鞠躬尽瘁,厥功甚伟;他是继何唐之后对桐城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从此桐城人读书为学风气大开,影响深远,最终形成清代桐城文化的鼎盛与辉煌。

方文“嵞山体”及其对清初诗坛的影响

方文是明末清初桐城著名诗人,明遗民诗人的杰出代表,在诗坛享有极高的声誉。其诗自成一家,被称作"嵞山体",创作内容丰富,突出表现在抒发强烈的遗民情怀、反映现实、感时纪事等方面;在艺术上表现为语言通俗流畅、浅显如话,所抒发的情感真诚直率等特色。"嵞山体"在清初诗坛多受褒扬,占有一席之地。

方以智家族之家学传承与望族之生成

明清时期桐城桂林方氏家族乃江南望族,数代家传之易学、理学等学术思想与文化传承最为显著,构成方氏家学的重要内容。方学渐开创方氏易学学派,在中国哲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其理学思想表现为阐扬心学,倡导性善说,崇实黜虚、经世致用,冀图补救时弊。方氏子孙方大镇、方孔炤皆自觉承传家学且有所发扬,至方以智则成为集大成之大学者。桂林方氏家族家学积淀形成了厚重的家族文化,不但成为家族世代坚守的精神品性和门庭兴盛的内在动因,而且也是其望族生成的最为根本之要素。

《留都防乱公揭》考论

桐城遭乱,阮大铖避居南京图谋再起,复社清流作《留都防乱公揭》驱逐之。此揭实为吴应箕主笔,崇祯戊寅(1638)写于无锡顾杲家中,次年南京乡试得以广泛传播"南中",而非有些记载所言写于南京。写作缘起亦有多种说法,但指向一致,意在抨击阮大铖。阮大铖对此揭反应强烈,得势后对复社成员疯狂报复。这一事件对晚明及弘光政局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方苞与李光地交往考述

李光地是康熙朝理学名臣,深受康熙宠信。方苞与李光地的交往,堪称清初文士与权臣交往的典范。方苞初入京师,游太学,即以古文受知于李光地,为其称赏。《南山集》案发,李光地力救方苞;方苞出狱后,入直内廷,时常谏言李光地,二人交情日渐深厚。就根本而言,古文创作成为二人结交的基础。李光地救护了方苞,成就了日后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

康雍乾盛世的粮食危机与乾隆的酒禁政策

康雍乾时期,史称“盛世”,然而随着人口急剧增长,耕地垦殖殆尽,粮食亩产量难以提高,人口与粮食供给的矛盾日益凸显。此时,酿酒业的兴起耗费大量的粮食,加剧了粮食危机。乾隆嗣位后即采取严厉的禁酒禁曲政策,得到了以方苞为代表的主禁派官员的坚决支持,而以孙嘉淦为代表的开禁派大臣则极力反对。双方各执一词,彼此辩驳,思想交锋异常尖锐。终乾隆一朝,酒禁政策未曾废除,但执行力度于其中后期有所缓和。酒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危机,相反弊端丛生,给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滋扰,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生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