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符号:互动仪式链视角下JK制服群体的建构与维系

近年来各类网络虚拟社区林立,JK制服圈子成为时下最具热度的青年亚文化群体之一。在JK制服圈子出现热潮的同时,其内部时常爆发反常互动,甚至大规模冲突。然而在冲突之后,JK制服群体不仅没有解体,反而呈现出更为紧密的互动景象。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批判性地使用互动仪式链理论,通过分析JK制服群体这一亚文化群体的建构与维系机制发现,情感能量和符号体系作为核心要素,能够串联起亚文化群体日常的互动仪式,使亚文化群体得以初步建构并渐趋稳固;而符号体系的破坏以及情感能量的差异也会导致反常互动甚至冲突,即反常的互动仪式,但反常的互动仪式也有其调和与重构的独特作用,借此JK制服群体自身可以实现群内冲突的消解与群体的长久维系。

网络公益中认同的力量——以“免费午餐”为例

在我国公益事业遭遇诚信危机、发展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以"免费午餐"为代表的一系列网络公益项目在网络上下引起了巨大反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网络公益成功的重要意义,在于其反映出了互联网时代构建起一种来自更广泛的公众认同的可能性,也彰显了这种更广泛的认同的巨大力量。即,相比传统的社会认同,网络社会中认同在建构方式和作用力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免费午餐"就是成功构建起网络认同并彰显认同力量的网络公益的典型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看到网络认同正能量的同时,也要看到网络谣言、底层狂欢等消极认同的存在。只有促使网络认同的健康成长,方能使网络认同的正能量得到持续生发。

网络动员:传统政府管理模式面临的挑战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社会动员的发起与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平台。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网络动员已经充分显示了它的能量与效力。公众的信息权力和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力不再“虚拟”，而是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来自草根的“微力量”和“微资源”在网络动员中凝聚成举足轻重的强大力量，使得基层社会力量促进政府行动成为可能。网络动员给传统政府管理方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网络社会的崭新特质和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强化了网络动员对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冲击。因此，在网络社会中，政府应当重新定位自身的治理角色，实现政府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合作与共治。

网络时代的感性意识形态传播和社会认同建构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合法性认同的力量下降,社会认同的评价性要求更为强烈。在网络社会,社会认同建构的自主性开始凸现,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抬头,并且已经对传统的合法性认同构成挑战。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的建构是一个组织诸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识形态往往在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网络时代开始了意识形态由理论形式向感性形式的转向。因此,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自主性建构是以感性意识形态为内核的,而扎根于人的内心的感性意识形态赋予了网络认同不可小觑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体现在蕴藏于基层社会的巨大现实权力上。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与自我认同

农民工如何适应流入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焦点。对个体社会关系的考察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出个体的自我认同情况,通过分别考察新老两代农民工"所属群体"和"参照对象"的变化情况和新生代农民工"所属群体"和"参照对象"的一致性情况,可以判断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发生了自我同一性的错位和身份感的丧失,其在有较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的情况下,只是实现了表层融入,仍然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边缘,面对着自身存在和城市设置的诸多市民化藩篱。

网络戏谑文化冲击下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向

不同于严肃的主流文化,流行于普通网民中的网络文化带有戏谑色彩。戏谑性的网络语言是网民大众表现当代中国"文化复调"的独特方式。隐藏的电子文本和娱乐化的语言蕴含了温和的变革目标;默会的戏谑符号隐晦指向了国家权力和道德标准两条索引线。网络戏谑文化表现出了强有力的现实影响力,为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网络时代,政府应当直面网络戏谑文化表现的文化复调和网络新精神,重新定位自身的治理角色,实现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互动型"角色重构,形成网民大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政府与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共治。

互联网时代的权力演化趋势

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普通网民从沉默的大多数和权力的被支配者逐步成长为网络权力的主体,开始拥有网络权力。在权力研究不断深入的背景之下,当代社会学权力观出现了关系性转向,网络空间中的权力研究与之一脉相承,把网络权力理解成为一种动态的网络关系。作为一种权力的新形式,网络权力呈现了关系性、流动性、符号性和感性化等独特特征,并发挥出强大的现实效力,对传统实体权力构成冲击与挑战,网络社会的权力格局也因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值得权力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剖析。

节食·健身·医疗——健康管理中的身体规训与生命政治

现代社会中,健康正在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关于"自身"的重要话语论述和实践。节食、健身和医疗是现代人围绕健康展开的三种典型的自我管理策略。在这一系列健康管理中,人们积极进行着自我规训、自我形塑,建构着"自身"的主体性身份,却又不可避免地沦为知识、话语、权力统摄和宰制的客体化对象,落入现代社会的身体规训和生命政治的"铁笼"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主体化和客体化过程双向并行,身体规训、生命政治与"自身的技术"巧妙地结合起来,自我规训与社会规训达成了高度统一。对现代人健康管理策略的剖析与解读,为我们反观自身的主体化过程,以及现代社会中的知识、话语和权力运作策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中产阶级的中产认同与幸福感测量——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抽样数据分析中产阶级的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的相关程度以及中产阶级的主客观指标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以发现:人们主观认同的中产阶级与定义中产阶级的客观指标显著相关,但是中国人对于自己的阶层评价有偏低的趋势。即,在客观上满足了中产阶级的条件,却没有将自己归为中产阶级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中产阶级的主客观特征对其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但并非所有特征都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对于家庭的阶层评价、教育的阶层特征和职业的阶层特征对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对显著,而对于自身的阶层评价以及收入的阶层特征不会影响到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并且,在教育和职业阶层特征的影响中,只是教育中层相比于教育低层、职业中低层相比于职业低层,其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所提升。

微博——公共领域建构的新契机

微博正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聚集、吸引并号召其用户参与到信息传播和舆论扩散中来,在发掘和传播重大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时显示了其异常强大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微博已经超越一个信息聚集和扩散的平台角色,上升到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由此,我们思考,微博凭借其技术优势和社会影响,能否真正建构起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本文正是在这个问题思考下展开的,通过对微博在中国的发展的简单回顾和对微博自身优势的分析,从民众参与度、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三个方面讨论了微博是如何契合公共领域建构的。

权力转换:网络权力与现实权力的互动研究

"网络权力"是网络空间权力的新形态,体现为一种动态的网络关系,它与现实权力无法割裂。网络权力不仅作用于虚拟空间,在现实空间中也具有巨大影响力;对现实权力的影响加以移植,可以使之在网络空间中发挥权力效力。在二者的互动中,依靠对应的转换策略,网络权力和现实权力能够得以互相转换,这种转换体现在现实权力的网络映射和网络权力的现实运作两个维度。互联网带来了"社会扁平化"的可能,以网民为主体的网络权力存在摆脱寡头规律的可能,网民的灵活多变、没有固定模式的网络权力转换实践,将成为影响网络社会变迁的强大的向上力量。

草根明星走红的受众心理分析

从受众心理分析的维度,草根明星在广大受众中迅速走红的原因分为受众的主动心理选择和媒体对受众心理的迎合两个层面。对于受众来说,对草根明星的追捧是一种逃避性的代偿行为,为其提供了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途径;草根文化来源于阶层区隔,草根明星和普通受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性;草根明星扮演着这个时代重要的意识形态幻想,是广大受众乐于接受的自我满足的意识形态神话。同时,广大受众对于草根明星的关注和持续喜爱与草根明星在成名前媒体的推手作用和成名后媒体的后续包装和制造的新噱头是分不开的。同时,草根文化发展中的最大问题是来源于阶层区隔,却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真正的阶层文化。

实践中的城市社区权力结构

在我国城市社区权力结构中,承接上级下放权力的居委会,是城市社区可见的主要权力主体;社区居民处于权力结构的外围地位。但是,现实中的权力结构,与由行政权力等正式权力形成的"文本"上的权力结构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不可见的真实权力结构,往往通过在实践中各方行动者的策略选择中得以暴露。在实践中,社区居民往往能反制社区居委会,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迫使居委会为其实现利益诉求;而社区居委会却未能通过对自身位置和资源的利用,在社区中获得主导地位。相反,社区居委会常常陷于被动接受的局面,处于社区管理的边缘化地位。多元主体的社区治理,将是缓解这一状况的有效路径。

城市变迁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矛盾分析——以北京、巴黎和东京的比较为例

在急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城市的传统与历史被置于何种地位?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中,选取北京作为案例,通过北京与巴黎、东京的比较,探讨传统城市社会/社区类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与城市现代化互动过程中的"关系性"问题和在当前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未来可能性"问题。对比一些特定的国外城市,中国的传统城市形态在城市发展和更新的过程中,逐步被现代城市空间所替代直至消失。除非城市的传统空间能适应商业开发和现代更新的要求,否则,中国的传统城市形态将被新型城市空间所取代。

从互动到仪式:网络权力常态化的困境与超越

网络权力蕴于网民关系网络之中，往往源于剧烈的社会变动和偶发性事件，这使得网络权力在赋予普通网民权利主体性地位的同时，本身增添了更强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网民们在网络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互动仪式，成为维系网络权力并将情境性的网络权力常态化的最有效尝试。考虑到现实社会文化条件的复杂性，网络权力常态化存在一定的可能性限度。从建构网络权力的互动性策略到维系网络权力的互动仪式，网民以自身的行动创建了网络社会新的权力格局。

司法系统:医患冲突中尴尬的第三方

当现实中医患矛盾出现时,司法系统并不能成为理想中中立公正的裁决者,而是充当了一个尴尬的第三方角色。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司法系统无法成为医患关系中有效制衡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的实质在于,医院与患者、患者与司法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基于不平等地位的畸形信任关系。由"社会交换"理论可知,由于地位和资源的不平等,患者和医院、患者和司法系统之间存在着信任风险。在信任风险的情况下,患者采取了由纠偏行为和社会交换失败导致的事后抗争行为。作为医患冲突中的第三方,司法系统的理想角色和实际角色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医患冲突的解决单纯依靠司法系统这一"第三方"没有出路,有效解决医患冲突的路径急需探索。

元宇宙的社会潜能和变革性影响--从网络权力的维度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全面铺开,元宇宙正由科幻走向现实,开始被定位为网络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并被赋予了一系列社会意义和未来想象。从网络权力的维度“窥一斑而见全豹”,能够看出元宇宙社会层面的潜能和由此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在元宇宙社会中,Web2.0时代网络权力的现实困境将被化解,卡斯特式的网络权力将有机会成为现实。赋权和去中心化技术,将成为网络权力实现的技术驱动力;感性共创的普通网民共同体,将化身为网络权力主体;分布式决策的自治组织,将成为网络权力的组织支撑。普通网民将在自主自发的互动中,重新定义和建构权力,进而集聚产生出我们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创造出元宇宙社会崭新的权力格局。

超越体验:虚实交互下的身份重组和文化行动——基于虚拟形象直播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

在网络社会崛起的背景下,青少年亚文化的性质和外显形式开始具备新的意涵。虚拟形象直播作为时下风靡云蒸的一种青少年亚文化,反映了青少年对现实的反思和追求自我实现的诉求与尝试。为了应对主流收编和个体化趋势下的无意义感,青少年开始自发追寻身份的重组,从而形成新的自我文化共同体。同时,青少年亚文化也逐渐从传统的抵抗性取向转变为一种强调自我创造性的文化行动。在实践中,通过对传统的解构、社群选择的力量和自我赋能,虚拟直播亚文化构建了一套与传统亚文化截然不同的运作逻辑,避免了从抵抗到收编的命运,使得青少年亚文化不仅仅只是一种体验,而是开始形成一种主动的互动建构机制。

共青团志愿服务中青年学生的参与驱动力分化研究——基于共青团组织凝聚青年现状研究(2016年)的调查数据

运用共青团组织凝聚青年现状研究(2016年)的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影响当代中国青年学生参加共青团志愿服务驱动力分化的因素。通过因子分析,根据因子中不同载荷的意义,研究提取了"外生功利性因子""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内生功利性因子"和"外生非功利性因子"4个因子。通过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发现,在社会关系网络机制作用下,组织培训程度、志愿者之间的关系强度等社会群体特征与参与度的关系显著;在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的作用下,内生非功利性因子、外生非功利性因子和外生功利性因子与参与度关系显著。即,影响青年学生在共青团志愿服务中的参与程度的因素多为自致性因素,背后的动机也呈现复杂的分化。

网络空间的重组与分化:以微信朋友圈为例

在网络化时代引发的诸多变迁中,社会空间的生产变革具有独特的意义。区别于工业社会的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呈现出独有的空间特征:缺场空间的“脱域”特质,蕴含网络权力逻辑的流动性,兼为民主政治领域和私人交往领域的赛博空间。微信朋友圈从空间的视角维系和重塑了网络社会的社会关系,并在其发展中不断生产着社会性的空间,塑造了个体化趋势和圈子文化并存、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属性兼备、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融合与再生产的社会空间。微信朋友圈以中国化的方式生产出本土性的互联网公共空间,彰显了网民的能动性,创造了别样的空间生产逻辑和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