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现场:生命因文学而常青——宋遂良教授访谈录

一结缘文学:从湖湘到齐鲁宋健:宋遂良教授您好,很荣幸能够对您进行访谈。前不久,2023年6月17日,山东师范大学以您的名字为题举办了《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展》,通过手稿、信札、照片等文献,呈现了您长达70年左右曲折但丰富的文学人生,您可否简要概述一下您文学人生的起步和过程?宋遂良:我1933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949年考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革命工作。

宋遂良老师从教从文70年座谈会实录

时间:2023年6月18日地点:山东师范大学主持人:魏建参会人:(按发言顺序排列)宋遂良、臧杰、丛晓峰、袁忠岳、高同全、张凯、刘红、程翔、孙业森、马银花、龚曙光、周德生、王帅、张清华、张中海、杨彩云、张国钟、逢春阶、侯林、魏兴荣、李木生、李志华、张丽娟、冯建国、顾广梅、李宗刚、王骞、刘书龙、王川、吕家乡、王伟。

我与山东文学

1961年9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来山东,在泰安一中做语文教师,至今62年了,与山东文学、山东作家有着许多难忘的过往。我今年九十岁,趁着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回忆一些亲身经历的事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论周立波和柳青艺术风格的评论,受到了编辑部的重视,邀我于1979年去北京参加了他们主办的“长篇小说读书班”,接着又参与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初选工作。

“血泪文章战士心”——黄秋耘论

黄秋耘是一位半生戎马、半生翰墨、饱经忧患的老战士,是文艺战线上一位轻骑游击、左右开弓、自称为“杂家”的多面手。他长期做过编辑工作,写过大量的杂文,随笔、散文、文学评论;创作过报告文学、历史小说、旧体诗词;也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他在五、六十年代写的诸如《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了灵魂的悲剧》等杂文,《杜子美还家》、《鲁亮侪摘印》等历史小说,以及关于周立波、孙犁等作家的评论,都可以称得上是当时同类题材创作中的第一流文章,对新中国文学沿着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进入新时期以来。

追求人格的完备与完善——读长篇小说《未央歌》

最近,一家出版社委托我们编选一套12卷本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其中长篇小说四卷,只能入选五、六部,这就让我非常犯难,按这个淘汰率,茅盾的《子夜》可能都要割爱.而在这个筛选过程中,鹿桥的《未央歌》却时常在我的视野之内,这部在国内鲜有人知(文学史也不提它)的长篇小说,从它的出版经历、思想内容、艺术成就,都堪称经典,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再为这部小说作一些鼓吹和阐释.

徐北文先生与济南

徐北文先生（1924．4—2005．12），祖籍山东泰安，曾任济南教育学院名誉院长、教授，济南职业学院教授，山东省文史馆馆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教师、山东省优秀教育世家，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在中国古典文学、齐鲁文化和济南文史等研究领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先生诞辰92周年之际，本刊特编辑下列一组文章，表示对先生的纪念。

世界因为有了女性而美好

我从小对女性就有着一种感激和敬重的心情.不怕见笑,我对于贾宝玉说的“女人是水做的”,“我见到女孩儿就觉得清爽”这样的话,很早就在心里予以认同.我觉得母爱、柔情、温馨、美好这样一些字眼都是因为有了女性才存在的;而奉献、牺牲、苦难,悲剧等又总是和女性相关联的,因而我觉得对于女性的歧视、轻慢和摧残是最不道德、最丑恶和不能容忍的.年轻时我看过一张秋瑾女士就义的照片(也许那是一张画):她被剥去了上衣,露出乳房,一个刽子手在前边用双手牵扯着她的长发,另一个则在一旁举起了鬼头刀.从照片上看不出秋瑾的面部表情,但在我的想象中,她这时所承受的乃是人类最深刻最悲凉的痛苦.她是不能瞑目的.这张照片使我永生难忘.

阎纲只有一个

我算是在劫后复苏的新时期正式登上当代文坛的,在我初登文坛的过程中,阎纲是我的伯乐之一。1978年,我还在山东泰安一中任语文教师时,写作了一篇《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漫谈周立波和柳青的艺术风格》,忐忑不安地投送到刚刚复刊不久的《文艺报》。当时任评论组编辑的阎纲、刘锡诚、雷达等人,不弃草味,独具慧眼,选用了我的稿子,文章在《文艺报》1979年第2期刊出,由此在文学评论界挂上了号。可以说,时任《文艺报》的编辑阎纲,还有刘锡诚和雷达,是他们把我引进文坛的。对此,我永远心存感念。

英雄传奇的终结──试论建国初期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

本文对建国初期出现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三家巷》等进行了整体的梳理，对它们的宏伟建构、史诗追求、纪实品格、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教化功能，以及类型化的、忽略对人的心灵深层开掘的艺术弱点等，进行了较为实本求是的分析。

当代文学的现状与未来趋向——本刊邀请部分从事文学评论和创作的同志举行座谈会

我国的新时期文学,已历时十年。对它的功过是非的估价,从去年北京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开始,评论界众说纷纭。但是,我们不能仅限于回首既往;正视它的现状,特别是展望它的未来,已成为评论界、创作界和广大读者更为关切的“热点”。今年九月,本刊邀请十几位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的同志,以“当代文学的现状与未来趋向”为题,进行了座谈。同志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表现了相当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现将发言摘要刊载如下:

乡情依依──读许评散文集《梁山泊记事》

乡情依依──读许评散文集《梁山泊记事》宋遂良“文如其人”。这句话说得真好。但平日里用得太多、太俗，便不惹眼了。我很想换一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但翻来复去后还是觉得只有它才能最准确地概括许评同志散文的风格，因为他的散文太像他自己了，文与人是那样的难以分隔...

漂流的文学

“后新时期文学”从1985年还是1987年“后”起,这无关紧要。历史不是以一两年为单位来计算的。谁又能预料今后十年中国文学又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呢?所以我对“走出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并不抱乐观态度,但也无需悲观。十年或是更长一些的时间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学也不足为奇。从龚自珍到鲁迅。

气度·文化意识和形式创新——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前景

象中国足球队经过多年焦急的期待和呼唤,终于在1987年秋天走出泥泞、冲出亚洲一样,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在1987年前后结束了徘徊,出现了转机。这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信息交流会”认为:“1986年似乎是长篇创作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个相对的高潮期”(1987年6月26日《文艺报》);“种种迹象表明。

真实的人生,完整的人性——《古船》人物漫议

《古船》总共写了近五十个人物,其中有浓墨重彩、着意刻划,因而具有典型意义的,如隋抱朴、四爷爷赵炳等;也有轻描淡写、余光所被却依然给人深刻印象的,如史迪新老怪、“麻脸”、女公务员等。尽管这些人物形象的艺术成就高下不一,但却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真人、活人。作者在艺术上对他们一视同仁。

沉沦·困惑·悲愤——评田中禾近作三篇

我虽然对去年的全国小说评奖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对于评委们一致将田中禾的《五月》列在获奖短篇的榜首,还是感到由衷的欣悦和钦佩的。这篇象山茶花一般不起眼的小说,在它发表三年以后不但没有被人淡忘,而且在与众多名噪一时的新潮作品的竞争中独占鳌头,自有它独特的魅力,亦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前路总有知已。《五月》以后,我看见田中禾写起了“笔记小说”,不免有些杞忧。

试论《东方商人》的成就和不足

新文学反映中国商业命运的长篇小说,从三十年代的《子夜》,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的早晨》,直到八十年代的《商界》,都曾在这个重要而独特的题材领域给我们的文学以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但今天回顾起来,除了数量太少以外还觉得它们好象缺少了些什么,减省了些什么,那就是它们都是从政治这个视角去描写商业的。在这些小说中,商业和商人是作为政治的附属、被动的、悲剧性的对象物。而存在的小说中的人物,从吴荪甫、徐义德到张汉池、廖祖泉,都受着政治的支配和影响,很少看到商业和商人自身发展的逻辑和心灵的历程。 这种缺憾到了毕四海的《东方商人》有了弥补。这是一部以近代中国商人和商业活动为中心的长篇小说。它的第一部《风流少东》出版于1986年,当时反响不大。五年以后,雷达同志撰文称它是“一部需要重新审视的长篇”,“是一部具有一定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长篇小说,它填补了当代文学一项空白,给我们提供了从新的角度思考民族历史和民族灵魂的一个契机”,应该“刮目相看”(见《小说评论》1991年第6期)。

我读《废都》

贾平凹的中篇《废都》,(载《人民文学》1991年10期),最先曾在山东潍坊的一个内部刊物《风筝都》上发表。绕有兴味地读完小说以后,这两个“都”字不觉引起了我的一种联想。就风筝高入云端、时隐时现、飘忽不定、载浮载沉的形态特点而言,这“废都”不也可算是一个“‘风筝’都”么?几千年来,这个黄河岸边的古皇城,由盛到衰,由新到旧,从败落到重振,由古老而维新,苍狗浮云,轮回九转,岂不也象风筝一样飘忽不定么?概而言之,世事人生,星移斗转,哪个又能例外呢?《废都》所要表现的,正是时代转换时期,历史和现实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