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推动的现代化: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视角

城市化是推动现代化的重要机制。城市化与现代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从历史与现实看,中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同样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视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水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以典型的滞后型城市化推动。改革开放初期,“离土不离乡”的小规模城镇化,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浓厚的“乡土式”特征;此后,城市化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高速提升,中国走向了以高速城市化为主导的“城市式”现代化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城市理念、城市治理现代化和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等城市化实践,为以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互动机制表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在本质上回答了“什么样的城市化能够完成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这一重要问题。

乡村振兴中多元主体协作的网络治理研究——以闽东P县文旅产业发展为例

随着乡村治理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成为助推乡村善治的重要内容,但多元主体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善治的产生。从网络治理理论的视角切入,以闽东P县文旅产业发展为案例,分析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机制与治理网络的形成。研究认为:在具备较有凝聚力的领导力和权威、较规范的制度和机制、丰富多样的资源和较高的主体间的信任度的时候,多元主体才有可能开展有效协作,网络治理才有可能产生并带来善治。各地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从自身需求和禀赋出发,从协同整合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网络治理的持续性政策。

嵌入、聚合与延伸:政协协商向基层治理拓展的机制研究

政协协商向基层治理的拓展,将抽象的民主理念落地为具体的民主实践,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治理机制。本文以133份政协提案为分析对象,研究政协协商向基层治理拓展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政协协商通过嵌入、聚合与延伸三重机制向基层治理拓展,实现了与基层协商体系的有机耦合,推动基层治理走向善治。这既可以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融合互补并完善基层协商体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助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从传统公益研究到网络公益研究的变迁——中国公益研究状况述评

对于中国公益的研究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十分丰富的发展时期。以历史脉络观之,它经历了从传统公益研究到网络公益研究的变迁。在这个研究历程中,对于公益事业发展的历史与实践过程的探讨、公益理论的学术研究、网络公益研究,是组成它的三大类别。在这三大类别中,公益历史研究,公益社会组织的研究,以及网络公益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中国公益研究,还处在零散化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系统性的研究工作并未尽如人意。尤其是网络公益的研究,还有待于继续开拓。

当代中国政治议程的变迁与领导精英的转换

政治议程的选择与领导精英类型之间相互推动,相互影响。前者作为一种宏观结构,使领导精英的行为选择具有了结构限制性;后者作为政治行为者,具有自身的行为选择能力与行为策略。政治议程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领导精英类型,同时领导精英也在选择政治议程。前者就是所谓的领导精英政治议程化,后者就是所谓的政治议程领导精英化。当代中国的政治议程与领导精英的类型转换便是上述理论的体现。当代中国政治议程经历了从革命政治议程到治理政治议程的变迁,与此种变迁相适应,领导精英也发生了从革命型领导精英到理性化技术领导精英、再到具有治理经验与人文社会科学理念的领导精英的转变。当代中国政治议程的变迁是领导精英选择的结果,同时领导精英的转换也受到政治议程变迁的影响,只有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才能推进中国转型的顺利进行。

国家与社会之间:工会双重治理机制研究

工会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工会主要有三种存在形式:社会性存在、国家性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存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主要作为社会性存在,在社会治理场域作为社会性力量而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工会主要作为国家性存在,以群团组织身份作为国家治理力量而发挥重要的国家性功能;2011年以来,工会开启其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转型之路,在转型过程中,以B市总工会为代表的地方工会在存在形式方面,开始从国家性存在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存在转型,从而成为兼具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重治理角色。B市总工会借助下设的WN基金会,通过体制性资源与公募的社会性资源开展公益项目,孵化社会组织,服务城市流动务工群体。工会同时服务于职工群体与非职工群体,成为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具有双重治理的重要存在形式。

大都市区域治理何以可能?

城市群的发展为国家转型所依赖的城市治理,提出了大都市区域治理的挑战与困境。这种挑战与困境与大都市区域城市主体间的协调机制直接相关。城市治理的区域主义范式认为,区域统治与区域治理理论是应对上述挑战与困境的所在。考察黄浦江死猪污染事件的各行为主体的行为,发现在缺失跨越行政区间的建制性大都市区域政府的结构限制下,区域统治理论所倡导的大都市区域协调机制无法发挥有效作用,作为类区域政府的中央条线部门作出的是在地化处理选择;同时,区域治理理论所关注的横向协调机制,做出的是理性的"反"区域治理选择。在此结构限制下,要达成大都市区域治理,在满足促成性条件的前提下,必须克服阻碍性条件拦阻。

城市治理的生产、消费和生活空间:产区、商区和社区的联动治理

城市治理是人、空间和制度的互动。在L街道的城市化进程中,外来年轻世代的大规模涌入,导致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空间与市场运行的消费空间和工人居住的生活空间产生了重叠交错。生产空间的外溢效应严重影响消费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正常运行,造成城市治理的巨大困境。3种类型的空间所对应的产区、商区和社区治理之间的联动机制的缺乏,加剧了城市治理压力。为提升城市治理的效率和质量,L街道加强产区、商区和社区治理,并以社区治理为工作轴,建立社区与产区、社区与商区的两区联动机制,使具备生产空间的工人身份和消费空间的消费者身份的外来年轻世代,真正融入社区,具备居民身份,改变了身份隔离的现状,达成了城市治理的三区治理一体、空间一体和身份一体。

礼治社区:探索中国特色基层治理

礼治社区不是传统礼治的复活,而是礼治在现代社区中的新生。这一形态是剔除传统的＂礼＂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包含着法治的精神和德治的素养,包含着对每一个居民平等的尊重。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绝不是也不可能是去追求只具有形式之美和逻辑之美的政体,而是关注社会秩序的构建、社会资本的培育、社会治理绩效的提升以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

大学生国民身份认同教育:概念、理论与路径

身份认同与自我密切相关,在交往中形成,是人与人互动的心理学基础。国民身份认同是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它以国家性为其核心要素。身份认同形成自我认识,国民身份认同形成国家认识。大学生基于其自身特殊的身份认同,形成特殊的国民身份认同特征:双重性、社会化,以及自主性。基于这些特殊性因子,必须针对大学生国民身份认同的特色开展国民身份认同教育。但是,大学生国民教育的开展之路还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多元协同与基层下沉:中国城市文化治理的基层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文化治理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从总体上看,城市文化治理逐渐从政府一元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模式转型,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实践机制随之也发生变化。政党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和市民自治组成多元协同治理网络,推动城市文化治理向基层下沉。大型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成为过去式,城市基层小尺度空间成为城市文化治理的重要领域。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文化治理,促使城市基层的街区和社区成为满足普通市民需求的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治理向基层下沉的重要实践。

中西民主的理论与实践:2012年民主类图书盘点

2012年是重要的一年。2012年是世界选举年,美、法、中、日、韩等都实现了有序的政治轮替,这是现实的民主实践过程;2012年却并不是＂末日＂之年,中外学者对尚未出现的＂历史终结＂进行着学术的探讨与钻研,这是理论的民主学术研究。在民主的现实实践过程与理论学术探讨大背景下，

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政治生活与国家治理

互联网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使人类社会进入到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平行与交叉的双重时空之中。由网络空间所赋予信息以权力的属性对国家权力以及国家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与支撑人类社会的信仰、制度、技术三重维度的交叉组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网络时空下的国家治理。网络空间的分散与集聚功能,使现实空间中的制度与组织很难应对在网络时空中动议并形成的集体行动。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平行运行与交互作用使国家治理不得不关注网络空间的运行逻辑。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培育两种时空时平行运行与交互影响的社会道义与道德力量。

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与国民党的自我溃败

不同于西欧先行的民族国家建设,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不足,使得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权威力量只能是政党。近代以来,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主要政党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遵循同样的建国路径,国民党国家建设失败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的自我溃败。

社会治理的“中间领域”:以社会组织为考察对象

现代社会治理是一项应对动态、多元和复杂环境的系统工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治理都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三者之间分工协作的结果。政府主导的基础领域、市场主导的顶层领域和社会主导的中间领域,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三大类领域。社会组织的主导性参与,是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最明显的特征。就中国而言,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间领域的过程中•提供的社会服务主要有基本化、专业化和协作化三种类型。社会组织对城市空间治理的参与,是中国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新的实践探索,具有专业性、参与性和志愿性的特征。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成效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教师的视角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中央与地方高度重视的工作实践,也是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领域。教师是实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最重要主体。从教师的视角切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S市A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进行量化和质性分析。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任教学段呈“金字塔型”分布,累积执教时间呈“哑铃型”分布,师资数量相对丰沛,但中坚力量较为缺乏。思政教师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认知度、参与度和支持度三者彼此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成效评价较高。就影响因素来讲,实证发现教师队伍专职化水平、工作年限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有显著相关性,教学环境水平、学段交流度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呈正相关关系。研究发现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政策建议提供了依据。

从城市生产到文化治理: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实践的历史、现实和机制研究

中国的城市建设经历了从注重城市生产和城市工业的物质建设,到注重城市精神和人文的文化建设的历程。城市文化建设初期由政府主导,大型城市文化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主要形态,这构成了城市文化管理模式。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文化建设逐渐向贴近市民生活的基层文化空间拓展,城市文化管理模式逐渐向城市文化治理模式转变。街区、社区和楼道空间是城市基层文化空间的主要类型。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和市民等主体,通过党建引领、政府扶持、专业支撑和市民参与的多元协同机制,使城市文化治理在基层走向善治。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市基层文化治理实践,不仅有利于社群文化的培育,而且有利于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的构建。

身份认同与制度制定权: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解释机制

政治社会化理论关注微观个体形成政治价值、身份认同和宏观政治体系传递意识形态的过程,其关注点是政治体系的稳定与持续。政治社会化理论也存在如何跨越微观-宏观之间的理论困境:如何解释个体和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植入身份认同的筛选机制,可以使政治社会化理论解释微观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借鉴广义制度变迁理论,从其五个阶段进行整体思考,可以解释个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从而赢得制度制定权并创建新制度、复制新制度,并最终实现新制度的稳定化,这可以使政治社会化理论解释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导致的宏观层面的制度变迁。关注身份认同和制度制定权,政治社会化理论可以打通微观-宏观之间的理论鸿沟,从而完善其对个体与群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解释机制。

“全球地方化”及其悖论:城市空间面临的治理和文化挑战

全球地方化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互动融合产生的现象。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全球地方化不同,中国的全球地方化是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为载体的,是全球化、城市化和地方化三者融合的产物。全球地方化一方面可以满足地方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地方化要素,另一方面又被资本驱动的空间升级进程所捆绑,在慢慢侵蚀其中的地方化和多元化要素。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深化的全球地方化进程正在产生“原真性”悖论,这为城市空间治理和文化生态带来三重挑战:阶层空间集聚挑战、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挑战,以及城市文化审美挑战。从本质上讲,应对这场挑战是为了留住、保持和提升城市个体的归属感,城市空间的生活和文化多样性,城市的灵魂和国家的文化自信。

工会向双重治理的转型之路值得借鉴

《国家与社会之间：工会双重治理机制研究》指出，工会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工会主要有三种存在形式：社会性存在、国家性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存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主要作为社会性存在，在社会治理场域作为社会性力量而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工会主要作为国家性存在，以群团组织身份作为国家治理力量而发挥重要的国家性功能；2011年以来，工会开启其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转型之路，在转型过程中，以B市总工会为代表的地方工会在存在形式方面，开始从国家性存在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存在转型，从而兼具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重治理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