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生育支持政策的偏离与矫治

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调整和优化应置于人口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当前,受制于尚未充分开发利用我国人口治理现代化的特征与优势,且在实际执行中存在政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偏离及对当代青年婚育观念与社会心态转变这一重要现实的关注不足等因素,生育支持政策的执行效果未达预期。为此,生育支持政策可能的矫治路径如下:一是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应尽快完成从“人口数量论”转变为“人口发展论”的战略定位,确立以生育养育质量稳步提升、新时代婚育观念科学引导、家庭发展友好型环境持续优化及代际共融有效促进等中长期政策目标的组合实现作为生育支持政策评估标准的总体改革方向,以此引导与规范社会公众的意识与行为。二是体制机制创新层面,应充分依靠我国“一核多元”共治型主体结构的治理效能,开发利用当前区域生育率水平存在梯度差异的特征,为我国生育率的整体提升提供腾挪空间,瞄准推动“目标人群”的生育意愿转化,尽快将人口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生育治理效能。三是文化观念宣扬层面,应直面当前青年群体的婚育困境,始终保持与青年对话的立场,强调婚育在社会、家庭、个人层面的价值统合,并以新型婚育文化引领和呼唤当代青年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老有所为”理论视阈下的老年配偶照顾者之价值重构

老年人的家庭照顾行为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家庭照顾行为虽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但在对老年人及老龄社会重新认识和定义的现代老龄观背景下,理应从全新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阐释;同时作为备受西方社会推崇的"老有所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照顾者的价值认同在西方社会早已达成共识,但在中国目前的价值体系中仍处于模糊地带。本文首先回顾了家庭照料行为对同为老年群体的配偶照料者在经济收入、身心健康等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继而介绍了"老有所为"理论和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提出重新认识和评估老年人社会价值的框架构想、对老年照顾者社会支持体系的再安排和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培育老年人自我发展意识等政策建议,以期推动重构中国老年人社会价值体系,还原老年人主体性和社会性。

福建省人口死亡率区域差异性分析

死亡是人类生命周期发展的必然结果,死亡发生的原因和后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它不仅受个人体质、遗传因素、生活条件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还受医疗卫生条件以及死亡偶发事件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对死亡水平的分析有助于了解人口的健康状况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有关福建省人口死亡状况的数据计算得到用于衡量人口死亡水平的两个指标:总死亡率和标准化死亡率。通过对福建省死亡率地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描述和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人口死亡率的区域差异存在但是不显著。闽南地区的厦门、泉州和福州地区凭借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基础,人口的死亡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而其他区域如南平、龙岩、莆田等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则略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福建省死亡人口分布区域差异的特点。

武夷山红壤主要肥力性状及其改良措施研究

通过收集野外实地考察的资料和室内实验分析的数据,对武夷山红壤的成土过程、肥力性状以及10项理化指标(pH值、有机质含量、机械组成等)进行了研究,针对目前红壤存在的耕性差,胶体吸水膨胀快、土壤透水性差等问题提出了改良措施。

闽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问题诊断与对策研究

红色旅游作为一种主题鲜明的旅游形式,近年来在中国蓬勃发展。作为中国革命摇篮之一的闽西地区,红色旅游发展也相当迅速。但是从旅游资源开发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观察,不难发现其中仍然存在着的诸多问题。即从红色旅游的产生入手,具体分析了闽西红色旅游当前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对其未来的发展作出了相应对策和展望。

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基于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社会网络逐渐从受限于代际居住距离的传统形态转变成信息社会下“形式核心化、功能网络化”的新形态。采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的分析框架,通过熵权法对农村老年生活质量进行测量,比较不同代际居住距离下的老年生活质量,进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互联网使用对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在完全自理的中低龄老年组中,子女居住于本镇和本区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不弱于本户和本村的样本。(2)互联网使用在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使用下催生的“主动空巢”现象。(3)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不仅打破了农村维系社会网络的居住距离限制,扩展了适度居住距离的区间,还响应了通过发展县域以振兴乡村的政策。政府应夯实乡村数字基础,充分发挥科技对于农村老年社会网络的促进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目标高质量实现。

延迟退休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的效应研究:机制分析与政策启示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为了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延迟退休政策被纳入政策视野。现有关于延迟退休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基本都是将劳动力市场作为统一的整体,认为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有长期影响也有短期影响。研究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弹性、就业年龄限制、劳动力流动性等指标的差异使得延迟退休政策对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差异性影响,而这种异质性的影响后果目前仍处于政策盲区。基于延迟退休政策对不同劳动力市场可能产生不同影响的分析,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实施方案应将不同细分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敏感度纳入考量,并出台系统性政策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使延迟退休政策在中国老龄社会治理中发挥真正的政策效能,实现最优的改革目标。

海峡西岸经济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产业结构比较研究

从产业结构入手,利用2001—2005年沪、苏、浙、广、闽五地主要经济指标,运用产业动能法,将定量测算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在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两三角洲及海西区产业结构优劣势,取长补短,调整海西区的产业结构,坚持以工业带动其他行业共同发展,形成强劲的产业支撑,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依靠高动能行业累计资本,适时量力发展高附加值行业,加速海西区经济发展。

中国失能老人问题探究——兼论失能评估工具在中国长期照护服务中的发展方向

文本从宏观数据层面较为系统地归纳、总结了中国学者对当前全国失能老人规模的研究结论,试图找寻中国失能率评价差异之巨的工具性因素;从中微观操作层面上,评述了中国长期照护服务代表性试点城市评估工具,将失能率与失能指标体系的政策蕴意与实践运用进行了充分的比较和整合。通过将国际主流评估工具和中国残疾人分类分级标准相结合的操作方法,提出了一个可供学界讨论的失能率概念框架,并由此测算得出了2014年中国失能老人的规模在1320万左右的结论。文本最后就"失能"与"生活不能自理"的概念差异、"衰弱"视角看待失能在老年生命周期中的发展、针对不同政策目标发展一组失能操作性定义和培育老年人"复原力"以应对健康风险等政策建议进行了论述,以期为推进中国老年政策的基础工程建设拓展思路,并提供可能的"中国方案"。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差异的分解研究

健康预期寿命是反映人群健康长寿的重要指标,健康预期寿命差异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利用多状态生命表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在过去十余年间的趋势与变动,并通过夏普利值分解法测算了人口社会学等11类因素对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差异的具体贡献值。得到以下四项重要研究结论:第一,从2005年到2018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差异的程度略有增加,女性、农村群体相比对应群体差距始终较高;泰尔指数分解发现,组内不平等(而非组间不平等)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呈现出高龄老人缩小而低龄老人扩大的趋势。第二,婚姻状况是健康预期寿命变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反之,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逐年上升;进一步将11类影响因素归类后发现:“个体特征”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素”和“行为因素”的重要性次之,“环境因素”的影响最小。第三,上述影响因素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城乡、分性别后依然呈现出相同的特征。最后,各因素在不同城乡、性别、婚姻状态的群体中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健康后果的实证研究及政策思考

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中,隔代照料这一选题极为重要,隔代照料也是老年和家庭福利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对两者相关性的深入实证考察较少,仅有的研究也未就隔代照料产生的健康后果达成共识,政策应对亦存局限。为此,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截面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对自身健康产生的后果及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其进行量化研究并通过稳健性检验。研究得出三项基本结论:隔代照料的健康后果受到照料强度、子女特征、居住模式及老年人自身罹患慢性疾病状况的影响,在不同的特征状况下呈现不同的健康结果;照料者受教育程度、照料者性别、健在子女数等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对被解释变量(照料者健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成年子女向上的代际支持也对老年照料者的健康发挥了调节作用;使用工具变量(照料者是否享受老年优待政策)进行因果识别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最后,本文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从代际关系视角、社会性别视角和老年婚姻社会功能等方面提出公共政策的应对思考,以期为制定相应的老年和家庭福利政策提供策略和依据。

老年人口健康寿命的演变轨迹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CLHLS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2—2014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面板数据,运用多状态生命表法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口健康寿命的演变轨迹。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口生命质量指数和健康预期寿命的变动轨迹均呈现先以“残障压缩模式”为主后转为以“动态均衡模式”为主两种模式共存的特征,分性别分城乡后的变动轨迹依然呈现类似特征;中国老年人的健康寿命在两性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群组差异;低龄老人的生命质量指数优于高龄老人;农村老人的生命质量指数优于城镇老人且在高龄阶段存在一定的累积效应。最后,使用CLHLS 2005年和2014年两期截面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健康寿命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性别、受教育程度、医疗保险、社会参与、心理健康和患病情况等微观个体因素,以及所在社区是否提供医疗服务,所在地级市的医疗供给等宏观区域因素是影响中国老年人生命质量的重要因素。

中国老年人死亡质量的研究现状与政策应对

利用2002-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微观层面老年人死亡质量的现状,结果显示接近四成的老年人在痛苦中离世,超过八成的老年人临终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接近九成的老年人临终前由家庭成员而非专业人士提供照料。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我国在宏观政策和公共服务层面亦存在着安宁疗护服务缺位、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生死教育缺失等发展短板。最后,借由深入剖析中国传统哲学和独特文化对死亡的阐释,提出了本土文化背景下提高老年人死亡质量的若干政策思考,以回应深度老龄化引发的全新社会形态和广大老年群体对“优生优逝”美好生活的切实诉求。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老年人“生产性参与”影响因素研究

老年人社会参与既是个体“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与进步的体现。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截面数据,利用分层线性模型(HLM),对中国老年人“生产性参与”(工作/家庭照顾/志愿活动)在微观个体特征与宏观社会环境两大层面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老年人“生产性参与”的不同类型其各自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对社会参与类型的分类研究很有必要;第二,老年人“生产性参与”的影响因素具有显著的分层效应,个体微观特征与宏观社会环境两大层面均对三类不同参与类型产生影响,即个体特征固有的“本源性”与社会环境赋予的“嵌入性”对老年人参与均发挥了影响;第三,个体因素中的“年龄”、“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以及社会环境中的“老年优待政策”在“生产性参与”的三类参与模式中均显著,城乡差异在各类参与中均显著存在。身体健康、在婚状态的城市低龄老人是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各类社会参与的主体,而完善的老龄政策体系则助力和促进了老年人整体的参与水平。

对中国老龄社会治理模式的反思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本文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对当前中国老龄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再认识,剖析其现存治理研究困境和认知误区,包括忽视或漠视人口老龄化的常态化、过于聚焦老年人的工作而非考虑整个老龄社会的应对、过度推崇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等,并对政府全能全责论、家庭功能弱化论等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和纠正。文章最后探讨了当前老龄社会治理的若干核心议题和政策选择,强调应在形成"中国方案"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从聚焦"中国特色"向构建"中国优势"转变。

退休年龄改革:社会观念的变革与制度实践的创新

退休年龄改革是社会民生领域的重要议题,涉及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相继施行了退休年龄改革,延迟退休已是大势所趋。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延迟退休政策推行的民意基础有待夯实,社会共识亦尚待凝聚。为此,应在养老金财务平衡、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运行等工具理性的讨论框架之外,从重新认识和定义老年人、保障老年群体社会经济参与权利和拓展老年人自我发展需求等更宽阔的人本主义视角及对以智能化、数字化为时代特征的社会经济外部环境变迁趋向的科学研判为基本认识点,开展一场针对社会观念全面变革与制度实践创新的思想讨论。并在具体操作运行环节权衡多方利益主体的主要诉求,采取科学灵活的方案策略,使其总福利效应更符合社会多数成员的普遍预期,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

基于多维健康指标的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变动研究--来自2002~2014CLHLS纵向数据的证据

基于"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五期纵向数据,采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ADL)、认知功能简易量表(MMSE),同时基于三项客观测验的躯体功能测量量表(PPT)三项健康指标测算了2002年至2014年间中国老年人健康状态的变动趋势。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三项健康指标评估的老年人健康状况均呈现向好趋势,其中,认知障碍老年人下降的比例约为7%,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下降比例约为6%,躯体功能残障老年人下降比例近3%;健康状况的改善主要是轻度缺损老年人的比例下降所致,上述三项健康指标的变化特征均支持"胜利的收益"理论。第二,分性别、城乡来看,三项指标测度的女性老年人中不健康的比例均高于男性,城镇老年人失能比例高于农村,其他两项指标则相反。第三,从上述差异的变动趋势来看,三项指标测度结果呈现出不一致的变动趋势,其中,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城乡差异则略有增大;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城乡差距逐步缩小,性别差异则无明显变化特征;躯体功能的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则呈现一定的波动。最后,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发现:老年人个人行为习惯、日常生活辅助设施的普及度及可及性等因素与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的变动显著相关,各因素对不同健康状态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全域嵌入式养老的“北仑经验”

就近享受专业养老服务是有效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的民生实事。社区嵌入式养老正是凭借原居安老和专业养老优势,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但是,集众多优势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对市场活跃程度有较高的要求,目前大多在城市地区开展得较为成熟,难以将专业服务延伸至广大的县域乃至农村地区。因此,如何把这项工程惠及全体老年人特别是辐射至养老资源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老人,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上海市“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初步评估及展望

2014年,29 058个上海市户籍育龄家庭申请生育二孩,其中16 639户为单独二孩家庭。文章主要根据上海市2014年二孩生育申请数据,描述再生育申请夫妇的人口、经济与社会基本特征,估算再生育申请的累积概率,预测单独再生育夫妇二孩生育的规模和发展趋势,并利用相关资料分析影响再生育申请的主要因素,对上海市乃至全国全面放开两孩生育政策的可能性和潜在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与初步研判。结果表明,"单独两孩"政策敏感群体的主要特征为:原籍地是上海本地、受教育程度较高、第一孩是女孩,而生育二孩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压力及子女照料能力是影响再生育申请的主要因素。上海市单独再生育申请存在一定的"赶生"现象,但比例较小。文章预测上海市已生育一孩的家庭中有近1/3最终会提出再生育申请。

中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数据(CLHLS),将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剖析中国失能老年人群对长期照护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安德森模型中的3类变量中只有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对服务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前倾因素则不显著。据此,文章得出与前人研究不同的结论: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境和文化背景下,老人对于长期照护服务的使用更多的是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即便个人有使用某种健康服务的特征和倾向,但仍受制于政策环境、个人与家庭能力以及健康状况等能力和需求要素。此外,文章引入家庭照料者意愿这一变量,对安德森模型进行本土化改造的探索,并对服务需求评估工具、家庭发展能力和社区服务未来走向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