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拥挤收费的理论分析、经验借鉴与初步构想

随着交通机动化和汽车私人化迅猛发展,主要城市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着交通拥挤的困扰。以往缓解交通拥挤问题主要依靠供给政策和行政措施,然而实践证明运用供给政策调节往往陷入"交通拥挤—扩建道路—私人交通增多—公交需求减少—交通更加拥挤"的恶性循环。在给出了Downs-Thomson及Braess两种通勤悖论的基础上,分别证明在某些条件下提高道路交通容量是无效甚至起反作用;分析了交通拥挤收费的经济学原理,证明拥挤收费可以有效解决通勤悖论;介绍了拥挤收费的国际经验;探讨了中国实施拥挤收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强调中国应该结合供需政策,运用收费机制纠正市场失灵,引导人们科学出行,从而缓解道路拥挤,发展绿色城市交通。

时间价值、移动互联及出行效率:一个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分析框架

移动互联技术及智能终端的普及,为探索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提供新思路。本文从城市交通拥堵的本质出发,剖析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困境,从多元化供给、智能化需求引导、精准化管理及网络化空间结构等角度探讨移动互联对其困境的破解路径。最后从加强交通智能化建设、鼓励共享经济发展、深化交通信息化改革及推进移动互联技术多样化应用等方面提出城市交通拥堵治理路径。

农民工收入微观影响因素统计分析

利用在天津的问卷调查资料,运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然而,在农民工内部,没有发现不同性别之间在收入上的显著性不同。据此,为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思路。

城市居民交通补贴对通勤负担的影响研究——基于天津市微观问卷调查

基于2015—2016年天津市居民交通与住房状况调查问卷数据,构建通勤负担模型,比较分析交通补贴对不同社会群体通勤负担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通勤成本相对较高的群体有更高的概率获得交通补贴,且补贴数额较多;男性、高学历、已婚、公共部门工作特征的群体获得交通补贴数额较多,通勤负担较低;时间成本将使通勤负担翻倍,公共交通出行在时间上加剧通勤负担;交通补贴对低收入群体通勤负担降低更明显。提出确保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优化公共交通布局、政府及企业完善补贴机制建设等政策建议。

我国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引导性思维与差别化对策

目前国内城市主要从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两个角度出发治理交通拥堵问题。供给管理包括增加新的道路资源和改善已有道路运行效率两种途径;需求管理包括限制机动车保有量、限制机动车使用量以及鼓励公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三种措施。通过梳理和评价各种治堵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治堵重在"疏"而非"限",限购、限行等措施宜作为短期之策。从长远来看,应通过优化城市规划布局、加强公众素质教育、发展城市公交系统来解决城市拥堵问题。

中国应急产业集聚的增长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5—2014年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级政府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构建邻近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分析中国应急产业空间集聚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EM),以考察应急产业空间集聚的增长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急产业空间集聚程度较低,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且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东部地区产业集中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集中度较低;省际和分地区检验发现,应急产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呈现线性关系,而是"倒U型"关系,且目前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经济增长阶段,但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资源禀赋、社会性应急需求、政府行为和行业前景等因素对应急产业空间集聚存在促进作用,个人应急需求、区域开放程度和科技支撑能力作用效果不明显;不同地区各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效果也存在明显差异性。

保障性住房后续管理绩效研究——基于天津市的问卷数据

按照产权属性将保障房分为租赁型与产权型两大类型,从物业管理、政府服务、公共服务三大维度构建了以住房满意度为标准的保障性住房后续管理绩效模型,选取天津市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保障性住房小区,采用调查问卷获取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物业管理运营、政府管理服务、公共服务供给会显著影响保障房后续管理绩效;物业管理在两种属性保障性住房中对于后续管理绩效贡献度均最大;对于不同产权的保障性住房,影响物业管理、政府服务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最大因素又不尽相同,但同一影响因素的贡献程度差别不大;政府管理在物业管理运营以及公共服务对保障性住房后续管理绩效的作用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

腐败与金融包容性国际经验研究

金融包容性是指提高低成本的金融服务的广泛可得性。金融服务普及的深度和广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腐败会影响金融包容性,将贫困弱势群体排除在外,客观上形成金融排斥,加重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等问题,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质量。本文选取1995—2016年1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经过实证研究发现:腐败会显著降低金融服务的包容性,但会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并且腐败会通过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增加贷款规模以及提高企业融资难度传导到金融包容性。此外,本文还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并按时间、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规模和地区划分进行异质性分析。本研究填补了腐败对金融包容性影响机制研究的空白,从而丰富了腐败对金融市场影响的研究,也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补充。

转型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增长效应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克服短期技术困境、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本文从宏观层面研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主要贡献在于:首先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实际测算1985—2010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其次通过构建"知识—生产"两部门理论模型,分析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最后基于中国转型期经验数据,运用动态建模方法实证研究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短期内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则有碍于经济增长;在长期均衡的状态下,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运输成本、生产率差异与我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企业、资本内生的空间经济学模型,试图对我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现象进行解释。理论模型结论表明,运输成本的下降与生产率差异的扩大都会降低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1999—2014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证实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该结论在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中也是成立的。本文认为,市场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是导致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劳动保护、用工成本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以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背景,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劳动保护、用工成本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概率;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及高生产率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工资薪酬、固定用工成本以及提高企业所面临的劳动保护程度三个机制来提升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企业绩效。

中国城市规模之谜: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如何缓解“大城市病”,发挥城市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减少规模不经济的负效应,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迫切需要一个兼顾城市集聚的经济增长、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三重效应的综合分析框架,本文在这方面进行探索,讨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三点争论。总的来看,中国城市规模普遍偏小,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十分有必要,但测算结果也表明,北京和上海的城市规模已经偏大,因此中国城市规模偏小的结论不适用于超大城市;中国存在城市发展不平衡现象,可能的原因是在过去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热衷于追求经济总量目标而忽视了人均效用水平;出于全社会人均效用最大化的考虑,中小城市应在一定程度上优先发展;从具体的城市政策来看,中小城市应更多地使用产业政策来提升人口承载能力,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应注重对环境质量和交通状况的改善,而户籍政策应当有松有紧、慎重使用。

什么影响了地方政府住房限购决策?——考虑政策异质性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在我国住房限购政策实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住房限购政策实施上的博弈模型,理论分析表明中央政府发现并惩罚地方政府不采取限购政策的概率越高,地方政府通过"阳奉阴违"欺骗中央政府的概率越低,地方政府执行限购政策的概率越大。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13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房地产开发活动越活跃、行政级别越高、GDP增长率越低、财政收支缺口越小的城市执行限购政策的概率更高,而房价增长率的影响则不显著;该结论在进一步考虑了住房限购政策实施时间强度与综合强度两方面异质性的实证检验中仍然是成立的。因此,住房限购政策在我国的实施面临体制困境,难以作为一种常用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手段,改革当前财税体制与协调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是住房限购政策切实实现其目标的重要保证。

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与人口空间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变化,国家对城市的发展战略也应势而变。20世纪80年代实施了'控制大城市的规模扩张,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发展方针,以及在90年代末期,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国家随之放松了对大城市规模的控制,逐渐形成由中心城市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新趋势。城市发展战略不仅影响城市化总体进程,促进了不同规模城市的扩张速度,同时也改变着中国城市人口空间的结构。根据现有文献可知,已有大量学者对城市发展战略如何影响城市化总体进程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但鲜有学者研究城市发展战略对城市人口空间结构的作用。而人口密度梯度作为研究人口空间分布规律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反映的是城市人口从中心到边界的变化速率。本文首先估算了中国地级市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4年的人口密度梯度,结果显示从1990至2014年受中国城市发展政策的影响,平均人口密度梯度呈现正'U'形的变化规律。同时,市中心人口密度的变化体现了中国城市的逆城市化和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然后文章用四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对人口密度梯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规模越大、交通越发达、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小,人口密度梯度越小。中国收入水平与人口密度梯度呈正相关关系,反映出在中国富人优先选择在市区居住的现象。本文还将户籍人口数据和常住人口数据分别进行回归,两组数据的差异揭示了人口向经济发达程度高的地区聚集的现象。

城市劳动供给、异质性与企业出口选择

本文在Melitz(2003)模型基础上,将劳动供给因素与间接出口同时纳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框架中,基于城市层面人口信息和微观层面企业数据,研究了城市劳动参与率以及企业生产率的变动对我国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考虑间接出口方式选择后,企业三元出口选择行为仍然遵循生产率排序原则,城市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对企业出口选择行为有正向的促进作用;(2)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对直接出口企业、外资和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选择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明显;(3)更高的城市人力资本储备水平、稳定的劳动市场关系和良好的市场化环境均有助于增强上述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当前人口结构转型、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大背景下,重视间接出口方式、推动贸易便利化进程、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等将成为我们应对"人口红利"消融、出口增速放缓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