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重音研究

从能量分布看,蒙古语词音强峰值的67%、音高峰值的85%落在第二音节上,由此可以断定蒙古语词重音的标准位置应该在词的第二音节;在词的第二音节上,音高峰值比较稳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音强小,因此可以认为蒙古语的词重音是音高重音,但在多数情况下音强音高峰值的落点相当一致。蒙古语词重音的位置变异有一定的规律。蒙古语的重音不区别词义,但重音是韵律词的脊梁,有标定词界的作用;重音位置在一定范围内的有规律的变动,为重音在短语、句子、情态和文体层面上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

清代蒙古族寺院教育及其语言教育

佛教为蒙古族社会留下许多珍贵的遗产。但佛教曾经作为封建政治的搭档 ,麻痹蒙古族民众 ,妨碍了蒙古族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多种角度对蒙古族佛教及其寺院教育进行分析 ,否定其体系消极面的同时 ,借鉴其合理的部分 ,特别是语言教育的经验和方法 。

人口迁移与移民教育

人口迁移与移民教育宝玉柱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口是在不断的移动变化当中，人口的增长和人的社会地位变化导致人口变动，同样，人口的空间位移也带来人口变化及其伴随现象。从一个地区迁到另一个地区定居，叫做人口迁移；不改变常住地点，从一个地区到另...

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音节研究

音节类型有基本类型和变体,变体是以音节组合作为前提的,有结构、音质、动力各方面的原因;音节研究应当重视音节的组合模式和条件,应注意到男女性发音的不同风格(主要是语速)对音节组合模式和音节变体的不同影响;音节不仅在词中的分布、出现频率不一样,其功能也互不相同;不同类型的音节有不同的平均长度,音节的增加和词的平均长度的增加以及音素平均长度的递减并非同步。正蓝旗土语的复辅音属于语流辅音丛,不具有音位意义。

对内蒙古喀喇沁旗蒙古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

在喀喇沁旗蒙古族人口中,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者的比例不到总人数的0.6%。1921-1936年间出生的70-85岁年龄层次的人属于从蒙古语向蒙古语和汉语双语过渡的时代;1938-1950年间出生的55-68岁年龄层次的人属于双语并用时代;1951-1990年间出生的17-55岁年龄层次的人属于转用汉语的时代。据推算,再过20年左右,喀喇沁旗将不存在实质上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人。对语言转换影响较大的因素有政治归属、经济开发、人口流动、发展教育、通婚等。

契丹小字■及其替换字研究

契丹小字■和■读[γal],原字小读做[del e],原字■为其变体。原字大与女真字[fin]有字源关系,读音相同。原字杏应读[ueI]。原字(?)读为[nel],原字山亦读[nel],但在音节末尾可能带有隐现辅音。新出现的原字平是原字■的变体。原字屋应读[tuf]。原字■应读[le]。原字佥读[m]。原字■可构拟为[uei]。文中解释的契丹语词有13条。

清代蒙古族学堂教育及其语言教育

从 2 0世纪初开始 ,清朝教育制度发生了极大变化 ,出现了近代教育的萌芽。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蒙古族近代学校教育的艰苦实践和探索也走上新的道路。蒙古族学堂教育是新教育思想的产物 ,虽然同旧的官学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但它打破封闭的传统教育 ,提倡开放的近代教育 ,由此教育种类和等级开始多样化、多层次化 ,出现普通教育、留学生教育和内地求学等形式。在学堂教育中 ,各种语言教育模式是同时并存的 ,这些模式经过分化和重组后 ,出现向汉语和蒙古语两个单语教育模式或蒙古语汉语双语教育模式集中的倾向。

喀喇沁蒙古族双语教育研究

语言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但语言文字的使用却深受国家制度的约束。特定语言在最大范围内的通行功能和国家政治权力相结合,便产生语言权威,体现在学校语言的选择及其安排顺序、国家对语言文字的规范上。语言文字教育与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政策运行机制有密切关系。此外,语言教育同人口比例、分布及其变动,同居民对语言教育的经济支撑能力及受教育者对社会发展的期望值等,都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异族通婚对语言使用模式演变的影响——喀喇沁地区个案分析

异族通婚对语言模式的演变有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异族通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汉族母亲将汉语带进家庭,并影响子女家庭语言模式。异族通婚家庭语言模式演变的决定因素是社会语言环境,其中工作语言和邻里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蒙古语文教育对蒙古语的保持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社会环境的汉化趋势强劲,那么学校蒙古语文教育最终抵挡不住来自社会的压力。婚姻观和语言观演变的基础是社会实践。家庭中有异族通婚或异族通婚史,家庭成员在社会中多用汉语,一般会赞同或包容异族通婚、转用汉语。各种语言模式的家庭,不论有没有实践基础,都表示赞同使用双语,因为它是异族通婚家庭各方能够接受的言语表达策略。

论少数民族的教育平等权与自主权

以政治平等为基础的各民族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教育同资本主义国家民族教育的根本区别。实现教育权利的平等 ,是为了争取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内的平等。各民族有自主管理和发展本民族教育的权利 。

清朝羁縻政策中的蒙古族佛教

后金时期，女真曾明文禁止佛教。清朝建立初期根据其对蒙古的政治需要，调整了对佛教的政策，佛教得到特殊照顾、鼓励和支持。当清政府对蒙古的联合、利用、羁縻等目标逐次达到时，对佛教随之冷淡，佛教进入它的衰落期。从政治、经济、社会多种角度对蒙古族佛教的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全面评价其功能作用。

清代蒙古族社会转型中的羁縻政策:行政分割和政治分化

清朝对蒙古各部实施行政分割的意义在于 ,通过实行盟旗制度 ,把原来蒙古各部的分裂状况 ,用行政制度固定下来 ,从此统一蒙古的概念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受各地将军节制的蒙古地方政权。原来部落人之间的血缘意识开始淡化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或者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以及文化生活上的联合体开始解体 ,彼此间在实际利益和心理意识上出现隔阂和对立。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 ,因而有效地控制了蒙古各级官吏。通过划分牧地和制定各旗边界 ,把土地所有权收回国有。军队调动和指挥权在中央或中央派员 ,对外边界划分或边界谈判由中央派员主持。可见 ,清朝对蒙古地区的行政区划权、人事任免权、领土所有权。军事指挥权和对外联络权的控制 ,是通过制度转型 ,即通过实行札萨克制度 ,对蒙古地区实行行政分割而得以实现的。

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喀喇沁地区蒙古语自然村地名按词义分类,可包括自然地理式、氏族人名式、职业分工式、聚落计户式等4种类型。自然地理式村名显示喀喇沁人以山地聚落为主;氏族人名式村名显示喀喇沁部由众多氏族融合而成;职业分工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曾经有过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山林经营传统,农业及其他职业也逐步得到发展;计户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初期的蒙古村落以3、5、7、8户为主,规模很小。同名自然村名前加特定限定词,是自然村的横向扩展形式;以驻地核心村命名自然村上一级行政单位,是农村管理网络的纵向扩展形式。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汉化有音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意译、意译、两名并行、改名等不同过程。地名演化是语言演变的一种。

契丹小字183号227号原字研究

《辽史》中记载的契丹语词"撒剌"与契丹语亲属语言中的[t r ]对应,都表示"酒樽",契丹小字183号原字应构拟为[t r]。契丹小字227号原字在单独使用时表示引语导入词,有引入命名、引入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引入原因目的从句三种用法。契丹语带宾格的反身物主成分为[we],给格形式同与格形式,[en]常用来表示过去时。论文为15个契丹小字构拟音类,释义70多个词语,构拟出部分词语的大概读音。

关于语言接触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语言接触涉及面很广,需要从语言与语言竞争力、语言本质及语言选择、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教育、语言与民族发展、语言与国家政治等多重角度去反复认识。

喀喇沁探源—元代宿卫与哈剌赤

哈剌赤起源于钦察国,伯岳吾氏。元代形成钦察卫,身兼"近侍、宿卫、主湩"数职。其"近侍、宿卫"二职与鲜卑人的"曷剌真"相同。钦察卫是哈剌赤的本卫,但也有其他部落的成员参与其中。钦察卫的主要任务是镇戍和经营牧业,但也有一定规模的屯田。明军北伐,元军残余逐次北撤。大都周围、上都及北方各大牧场的哈剌赤宿卫军有可能随皇帝和皇宫撤至蒙古本土。

清代蒙古社会转型研究——后金及清初蒙古族地位及其语言文字

为避免两面作战 ,也为了把蒙古族的力量引导到抗击明朝的战争中 ,安抚、联合蒙古成为后金的重要策略。其内容包括婚姻上的门当户对 ,关系上的平等联合 ,施政上的互不干涉 ,归附人员的安置重用等。语言在民族认同及文化借鉴中具有桥梁作用。女真人以为 ,凡是讲女真语或通女真语者 ,应统一为一个国家。在统一各部的过程中 ,兼通蒙古、汉语言文字者成为女真族接触并吸收外文化的重要桥梁。后金还利用蒙古文创制满文 ,使满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得到确立 ,国家的文献、文牍制度初步形成并得到完善。文字的创制、儒教经典的翻译、文教的推行 ,加快了后金统治者汉化的速度 ,从制度、文化、人才上为建立清朝和入主中原创造了条件。此间 ,就国家制度而言 ,蒙古语文已让位给满语文而退居次要地位。

喀喇沁源流:北魏时期的曷剌真

"喀喇沁"一词源于职业名称——北魏时期的宿卫军"曷剌真",作为部落和职业名称,"喀喇沁"主要来自元代的钦察军及哈剌赤户。"喀喇沁"作为独立、统一的部落,形成于明代,至清代,"喀喇沁"已演变为蒙古部落名兼行政区域名称。

《蒙古风俗鉴》研究

罗布桑悫丹与当时许多忧国忧民的开明人士一样,已看到自己民族的落后及其基本原因,并且认为发展文化教育和经济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屡遭失败后,他断定封建统治必然崩溃,因此他把希望留给后代,通过写《蒙古风俗鉴》告诉后人,要使蒙古族不致灭亡,必须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正确认识自己的民族,必须发展文化教育,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

宁城县喀喇沁蒙古语语言接触研究

宁城县的蒙古语已进入濒危阶段。在濒危语言（方言）区，家庭是母语激励源，社会是汉语激励源，社区人员的实际语言能力，一般情况下，接近两种语言使用机率的折中值。语言模式转换的一般过程是，首先双语得到发展，纯蒙古语的使用受抑制，汉语使用逐步扩大；其次蒙古语从社会交际领域退出，双语使用率下降，汉语使用率稳步上升；最后完全转用汉语。语言模式转换的速度，城镇快于乡村，子女快于父母，干部快于农民和学生。在濒危语言（方言）区，学校是母语、母文化保护的重要阵地，合并学校时，应分别对待，谨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