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本一夫教授访谈录

宫本一夫现任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也是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长。1982年。他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本科毕业。1984年在同一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手。1987年转任日本爱媛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94年调九州大学文学部，历任副教授、教授。2002年起任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至今。1991年曾作为高级进修生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留学一年。1997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一年。

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过渡期的青铜器生产

很明显,二里头遗址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使用。这是因为在这个遗址不仅发现了二里头文化而且还发现了二里岗文化的青铜礼容器。作者从多种陶范的可变组合角度解释了青铜容器的变化过程。简单来说,'爵'、'斝'和'鼎'一样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双外范被改为下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三外范。尽管如此,在位于二里头遗址Ⅴ区、存在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第4号建筑基址旁边的T25和T26中,发现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后半段至二里岗文化时期制作青铜器的青铜炼渣和坩埚。这表明铸铜作坊由二里头文化时期位于第四区搬迁到二里岗时期位于第五区。铸铜作坊的这一转移始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后半段。这一时期表明,在二里头遗址附近建造了偃师商城的同时,商人到达二里头遗址并占领使它为商人制作青铜礼容器。据认为,在二里头遗址第Ⅴ区M1(1987ⅤM1)发现的用三外范技术的'鼎',是在商代初期的二里头遗址第五区的铸铜作坊中铸造的。

蒙古青铜时代墓葬形制的发展——以积石塚文化为中心

乌拉尔山脉以东欧亚草原东部的青铜文化在草原西部青铜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公元前3千纪,阿凡纳谢沃文化扩展至阿尔泰。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森林地带的赛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草原地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扩展至长城地带,形成复杂的文化面貌。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至前2千纪,蒙古的青铜时代被划分为切木尔切克文化(Chemurchek)、门海尔汗文化(Monkhkhairkhan)、特布希文化(Tevsh)、北塔文化(Baitag)四期[1]。先不考虑年代,这种分期的方法不涉及地域性,也有文化并行发展的情况,故而其编年不能适用整个蒙古。

从交错地带看社会集团的地域性和文化交流

笔者曾经撰写过一篇有关中国史前社会中心与周边形成的文章，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生存形态的变化，农耕社会产生新的分化，形成农耕型社会和农牧交错型社会。随着地域差别的出现，在华北农耕社会诸地域的统合过程中，从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农牧交错型社会在周边地区出现，代表自我统合象征的中心意识产生自来。到了青铜时代的商代，以殷王朝为中心的华北农耕型社会，与代表长城地带北方系统青铜文化的畜牧农耕型社会对立抗争，由此产生新的文化接触。中国古代殷周社会与北边存在的北方系统青铜文化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从殷周社会看北方系统青铜文化社会，那里完全是未开化的夷狄之域。但是，这两个文化系统对东亚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北方系统青铜文化是朝鲜半岛无纹陶器文化和日本弥生文化的源头，另外与中国西南部的石寨山文化、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也有一定的谱系关系。两个文化系统还是诠释东亚史前社会文化系统的标尺。这两种文化系统的交错地带是在长城沿线，其中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对于探索交错地带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交错地带的物质文化和地域性的形成与扩大进行深入研究，并进一步就有关社会集团的一些问题加以探讨。本文主要依据内蒙古中南部特别是近年发表的有关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龙山时代并行的考古资料，尤其是陶鬲的材料进行考证。

山东栖霞县杨家圈遗址稻作遗存的调查和初步研究

为解决早期稻作农业由大陆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传播,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在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寻找早期稻作农业及相关遗存。2004年,山东大学等在杨家圈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取样工作,中、日学者对采集样品进行了植硅体定量分析。分析表明杨家圈遗址周围有新石器时代人工栽培的稻田遗迹。

中国东北地区史前陶器的编年与分区

序言长城是北方的游牧民同定居农耕民汉人之间对立抗争之地。同时,这种对立抗争又正是驱动中国历史的一种原动力。超越长城连东夷地域也纳入版图的,是设置上谷等五郡的燕的活动。这一活动成为包括中国东北地区的诸种族经常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契机。当时正处在燕昭王之时,即一般认为的战国后期。本文以中原系文物直接输入该地区之始,即本地区登上永恒历史舞台的燕设五郡为界。

西周時代甬鐘的出現

導論中國商周時代的禮樂制度是當時社會規範的重要原理。禮是通過使用青銅彝器祭祀祖先等儀式來顯示身份秩序。另一方面,樂是通過編鐘等來表示音階調和,即表示社會的和諧,也用於儀禮。最早出現的用於演奏的青銅樂器是陶寺文化的銅鈴。這是將陶鈴置换成銅器的産物,[1]在二里頭文化期成了王和貴族們的重要“威信財”,並被隨葬於厚葬墓中。到了商代,銅鈴等樂器被剔除於青銅彝器外,小型銅鈴被認爲是裝飾器物。這是因爲在商代銅鈴等樂器不用於祖先祭祀等祭祀活動。[2]然而,手持樂器——鐃在商代晚期出現。後來向南方傳播,不久便大型化,並變成懸挂式的器物。另一方面,中原的鐃雖然存續到了西周早期,而西周中期出現了作爲懸挂樂器的甬鐘。春秋時代以後,甬鐘作爲成組配套編列的樂鐘使用,在諸侯的厚葬墓中隨葬。這種樂的核心樂器的甬鐘在西周時期再次作爲青銅彝器而使用,以及逐漸成爲諸侯的“威信財”而被使用的過程等現象有解明的必要。

前史时期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陶器制作技术

通过对辽东半岛的文家屯遗址、王家村遗址、羊头洼遗址以及胶东半岛的午台遗址、照格庄遗址、楼子庄遗址的陶器制作技术的分析,我们认为,小珠山下层文化时期,辽东半岛的陶器主要受到了辽西地区偏堡类型的影响。至小珠山上层文化时期,其陶器制作技术主要受到了来自胶东半岛的影响。此外,也有数据表明,朝鲜半岛南部青铜时代的陶器也受到了辽东半岛的影响。其次,我们可以通过陶器制作技术的系谱关系,探究背后所蕴含的人群移动与文化变迁的背景,得出制陶技术是早期人类社会中出现人群移动的有力佐证。

杨家圈遗址水田遗迹探查

位于胶东半岛中部的杨家圈遗址,主要遗存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在1979年的发掘发现稻遗存的基础上,2004年山东大学和九州大学联合对遗址周边地区进行了勘察,在遗址之外的北侧小河北岸发现疑似'稻田'的遗迹。2015~2016年冬,双方继续对遗址北侧的低平地段进行调查,在距今地表2米以下的一定范围内,发现密度较大的水稻植硅体,同时还有芦苇等喜水植物伴出。据此推定杨家圈遗址北侧规模不大的扇形低地,可能是早期水田和河道的交错分布地带。而水田的具体结构和准确时代,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发掘加以解决。

大连王家村遗址出土陶器印痕分析

通过对王家村遗址陶器进行的印痕分析,我们在不同时期的陶片中发现了粟、黍、水稻、小麦族、紫苏属、大豆属及其他豆科种属、薏苡属等植物。在小珠山第三期文化中,发现了薏苡属、黍、粟的主要植物种属组合,其中薏苡属植物可能已经人工栽培。在小珠山第五期文化中,则主要是黍、粟类作物,此外还发现有水稻和小麦族植物,但不见薏苡属植物。这与浮选结果基本吻合。印痕分析中杂草种子发现较少,并且很可能也不是古人的食物来源,这与浮选结果不同。此外,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陶器制作和谷物生产活动的作业场所具有相关性。

四川炉霍县呷拉宗遗址发掘简报

200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日本九州大学等单位联合对四川炉霍县呷拉宗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此次发掘共清理唐代冶炼窑炉1座、石棺葬14座。出土器物主要有铜器、陶器、骨器等。唐代窑炉的发掘对研究西南地区金属器的独立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而石棺葬的发掘,完善了雅砻江中上游地区石棺葬文化的内涵。

四川炉霍县宴尔龙石棺葬墓地发掘简报

2008年10～11月,作为"中日共同开展西南地区北方谱系青铜器及石棺葬研究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内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九州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在四川炉霍县宴尔龙石棺葬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清理石棺葬13座、建筑基址1处,出土铜器、石器、骨器等器物。本次发掘发现了川西高原上目前为止最早的石棺葬,为研究川西高原石棺葬与北方谱系青铜器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考古》的历程--纪念《考古》创刊60周年笔谈

今年是《考古》创刊60周年。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作为主编，我的心情十分激动。60年来，《考古》由一个主要报道考古工作信息的通讯类刊物，发展成为现在的国内首屈一指、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顶级专业杂志，期间经历了一次次社会动荡，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酸甜苦辣，艰辛磨难，只有亲历者才会有切身的体会。60年来，《考古》共出刊579期，刊发文稿总字数大约8500多万。

日本现代考古学的开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考古学

本文描绘了德川幕府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轨迹,并思考了一些它的影响,如殖民主义因素、业余考古学的作用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辽西式铜戈与朝鲜式铜戈的起源

序在中国辽宁省西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与中国式典型铜戈不同的异形戈,上下胡大幅展开呈三角形,本文把这种铜戈称之为'辽西式铜戈'。辽西式铜戈虽然以前没有提起,从其形式看好像是朝鲜式铜戈和日本铜戈(日本铜戈也属于这个谱系)的祖型。关于朝鲜式铜戈和日本铜戈的起源,目前尚不清楚,辽西式铜戈中形式与朝鲜式铜戈相近的铜戈可上溯到公元前5世纪,这样,朝鲜式铜戈本身的年代也可上溯,所以,根据对辽西式铜戈的研究,可以解决二个大问题,一是朝鲜式铜戈和日本铜戈的起源问题,二是朝鲜青铜器文化与弥生文化的年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