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影坛》与上海沦陷时期汪伪政权的电影政策

在中国电影史上,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是个特殊而又重要的存在,但却是如今研究中的一个短板。主要原因,除了观念和立场上的局限之外,更有史料匮乏方面的原因。因此,从影片研究走向电影刊物研究,就有理由成为拓展沦陷时期上海电影史写作空间的一个可行路径。《新影坛》作为当时一份官办的御用电影刊物,刊载着大量的电影信息。这些电影信息,特别是其中那些替官方电影政策摇旗呐喊的文字,恰有助于我们接近这段历史,一窥沦陷时期汪伪政权电影政策之真面目。

20世纪30年代抵制“辱华片”运动——以《大地》事件为例

1934年初,米高梅公司的《大地》剧组来中国实地摄取外景,此举立刻引起之前屡受"辱华片"伤害的国人之警觉。媒体和官方均感如临大敌,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辱华情节,二者各施其能,对这一不速之客进行严防死守。在此过程中,电影类媒体表现得尤为激愤,以致常常让南京政府的电检官员陷入被动之地,竟也成为被监视的对象。《大地》事件的出现,将20世纪30年代的抵制"辱华片"运动推向高潮。

1980年代大陆武侠动作电影的历史演进及类型特征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一种电影类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武侠动作电影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地区一度成为了创作上的"禁区",以至于彻底销声匿迹达三十余年之久,直至1980年代初期才卷土重来。此后十年,在娱乐电影曲折上升、渐成主流的历史大势下,数量上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与质量上从粗到细、从细到精的大陆武侠动作电影不仅使其创作者成为探索类型电影的主潮。

沈凤威在沦陷时期的电影理论研究及其价值

沈凤威在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理论鲜为人知。其公开发表的多篇颇有独到见解的电影理论文章,在当时亦产生不小影响,被时人誉为"独步影坛,文名笃甚"。这些理论成果理应成为中国电影理论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思想成果。笔者通过对沈凤威发表于沦陷时期上海的一些电影理论文章的钩沉、梳理和解读,借以探讨沦陷时期上海的电影理论状况,并对其所应具有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给出个人的初步见解与判断。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与战前纪录电影的兴起

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几年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教育电影蓬勃兴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教育电影以及由此而来的教育观念、纪实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一方面将国外的诸如科教片、城市风光片这些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颇为流行的纪录电影类型大量的引入进来,另一方面则既取法泰西,又依据国情,积极摄制同类影片,大大地发展了本土的纪录电影。总结早期中国纪录电影的成就,应给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记上一功。

《神秘的大佛》:一种探索片的诞生

1980年,《神秘的大佛》在大陆公映,意味着武侠动作电影在大陆地区销声匿迹了三十多年之后重新回到银幕上,并拉开了1980年代大陆武侠动作电影创作浪潮的序幕。本文尝试从类型借鉴、张扬娱乐意识、探索民族风格以及对传统电影观念的继承与改造等几个维度入手,对这部影片做泛文本(影片本身及其身处的舆论环境)阅读,进而审视和重估这部武侠动作电影的艺术成就与历史价值,以期拓展中国电影史的书写空间。

新时期初大陆武侠电影的探索及其边界──以《海囚》、《武林志》与《武当》三部影片为例

1981年,也就是在新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神秘的大佛》问世的一年之后,大陆上映了一部武侠电影《海囚》（李文化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两年之后的1983年,银幕上又出现了两部颇具影响力的武侠电影——《武林志》（张华勋执导,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和《武当》（孙沙执导、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在大陆武侠电影谱系中,这三部影片并无拓荒之功,更非巅峰之作,笔者为何还要将之拿出来讨论？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当时广受欢迎.

影视专业教学应重视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

人际交往能力是公共关系学的一个概念，特指人借助身体的全部“语言”（有声语言、表情语言、肢体语言以及由身体语言延展出来的文字语言等）与他人交往的能力（刘秀萍、万燕，2008）。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是社会化的起点，是学生将来在社会立足的生存技能。笔者结合所从事的影视专业教学实践，谈谈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实践路径。

20世纪80年代大陆“合拍武侠片”初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合拍武侠片"构成大陆武侠电影的主流,同时也成为当时电影市场上的拳头产品。"合拍武侠片"出现的背后有着两地电影互动的历史背景,其出现不仅使得大陆武侠电影的面貌得以改观,更是引发了娱乐电影创作高潮的到来,同时也唤起理论界对娱乐电影的新认识。探讨这些影片,或可为我们今后撰写中国电影史提供更多样化的路径和视角。

底层空间的整体构造与再生产——论当下乡土小说的电影改编

在消费主义的社会语境中,由于与消费话语及消费趣味不甚契合,'乡土小说、底层叙事'在文学与影像表达中常处于边缘状态与从属地位,但近年来,随着电影产业化的深入发展,观众审美水平的逐渐提高,众多电影创作者呈现出了对底层大众真实生活的深切关注,一度以来被遮蔽的底层真实的生活困境、社会发展过程中伴随的各种现实问题开始越来越多的显影在银幕之上。本文以《喊山》《神木》《乡村行动》三部乡土小说为中心,探究由三部小说改编而来的影像对于乡土小说中所构建的底层空间的整体构造与再生产,探析当代乡土小说与电影改编之间的对话与交互关系。

武侠神怪片的兴衰及其对早期上海电影业的影响

本文尝试通过对现有史料的钩沉与辨析,还原彼时武侠神怪片从兴盛到衰亡的完整之历史进程,进而揭示真正主宰其命运的历史力量及其运作的实际情状,以期探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上海影坛的创作格局转变的某种内在理路。

首轮放映前后的《渔光曲》

本文借助一些史料,尝试"重建"《渔光曲》首轮放映前后的"历史现场",并通过对其首映过程的种种制约性因素的考察,洞悉"经典"得以形成的复杂内情,进而还原1930年代上海国片影业的历史实态,以期重新探讨与此相关的一些既定的历史结论。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教育电影活动新探

上世纪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几年中,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电影的制作和普及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大有统摄全局之势。致力于此项事业的官方机构既有中央级的教育部,也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以及党政要人,他们都对教育电影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断裂中的接续--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的电影理论初探

关于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的电影理论研究,向来是个空白。本文以当时的电影刊物为中心,围绕刊载其上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电影理论文章,探讨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理论的形态特征,评估其历史价值,进而还原彼时的中国电影人以其特有的方式试图接续上海电影传统的一种努力。

军委会政训处电影股考略

在扩充为中国电影制片厂之前,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电影股即频繁活动,所摄影片甚多,可这段历史迄今仍很少得到认真地研究。本文从其出现的背景和诱因、成立时间、制片活动等几个方面入手,对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电影股予以考察,一方面旨在填补既有研究之空白,另一方面则尝试对一些不甚准确的固有说法予以辨正。对于那些一时无力回答的重要问题,笔者则不敢强作解人,不妨将它们先提出来,祈盼方家赐教。

对电通影片公司电影活动的一次考察

电通影片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但关于电通影片公司的研究却长期被蒙上一层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现有史料,尝试对电通影片公司的电影活动与兴衰轨迹重新做出考察。左翼影人的大量进入为电通影片公司带来了舆论的好评与期待,但后者在创作理念上的"曲高和寡"以及自身的经营不善,却导致了其"昙花一现"般的命运。从中可以看出,高举高打的左翼电影尽管可以博得知识阶层和后世史家的一些赞赏,但在当时却不能够按照市场法则赢得足够的普通观众。此种尴尬处境,不失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的一个生动写照。

沦陷末期“人情味电影”的叙事创获及其成因初探

问世于沦陷末期的"人情味电影",统合了上海沦陷区日益匮乏的创作资源,包括被强加的异质文化,在"传奇化叙事"这一极为强势、稳固的电影传统之外另辟蹊径,且不乏创获。它通过聚焦小家庭、颠覆"新女性"形象等路径改造家庭伦理片;再藉由限制叙事空间、模糊叙事基调、诗化电影语言等手段探索"内向化叙事",实现了国产电影叙事边界的扩张、叙事意蕴的升华乃至叙事理念的更新。"人情味电影"不仅隐然开启了抗战胜利后颇具现代主义气息的"人文电影"之滥觞,其内在旨趣更是绵延不绝,至今不乏余响。因此,"人情味电影"理应被视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轻忽的具有转换轨辙、开启新风意义的一环。

探寻笑而不闹的胜境——中国早期市民喜剧电影琐议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市民喜剧"在"笑闹喜剧"的畛域之外为中国喜剧电影开辟新路。"市民喜剧"经左翼思潮的洗礼,再经沦陷时期的沉潜酝酿,最后在上世纪40年代的"朱桑学派"手中走向成熟,汇入了"人文电影"的流脉,并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点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偏爱家庭伦理题材、注重内在冲突、温和的讽刺、悲喜交织的叙事基调等。这些艺术特点和创作经验可被概括为"笑而不闹"。

中国国营电影事业之滥觞——中央电影摄影场的创建及其在抗战前的电影活动

中央电影摄影场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大陆时期创办的一家国营电影制片机构。抗战爆发前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一方面推动了新闻纪录片的本土化发展,另一方面则因不断扩充规模而对上海民营电影公司构成现实威胁。中央电影摄影场在这一时期的电影活动,清晰地印刻了国人创建、操作和适应国营电影体制时的原始形迹,为我们追踪与评析此后出现于中国的更大规模的国营电影实践之历史脉络及利弊得失,提供了丰富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