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治理: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范围扩大、影响程度加深,适应性治理已经成为应对复杂系统多稳态、非线性、不确定性、整体性以及复杂性等特征的新兴治理方式。适应性治理是在生态韧性和自组织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发展型理念和动态适应能力,它提出了很多实现路径,包括多中心、多层次的治理系统,社会网络和社会学习等核心概念。中国的适应性治理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需要立足中国情境,建立起符合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适应性治理体系。

理解韧性治理的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基于制度、政策与组织维度的分析

工业社会中形成的以综合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等科层制为主要特点的公共安全治理范式越来越难以应对日益复杂、不确定性的风险,走向韧性治理是后现代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必然要求。韧性治理将治理视为研究焦点,强调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适应性,外显为治理机制在不确定环境中动态调适以保持演进活力,具有地方性、整体性、开放性、调适性的基本特征。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从治理范式的三个维度即作为核心框架的制度、作为行为指导的政策、作为行动载体的组织着手,构建一个理解韧性治理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探讨如何使治理系统更好地适应风险、敏捷地应对风险,可以达到富有韧性的、良善的治理结果。围绕使治理系统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的韧性治理目标,稳健的制度系统通过保有健全完整、多样嵌套及学习演进的基本特征以保障治理秩序的稳定,灵活的政策系统通过把握治理形势及时机随外部环境变化有准备地调适,弹性的组织系统通过调整规模结构、强化领导动员及文化营造促成治理系统在常态与非常态间衔接转换。三者在动态演变中相互建构,通过良性互动促成韧性结果的达成。制度为政策限定范围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政策的治理空间,同时指导组织行动并对组织认知、行为策略起决定作用。政策作为制度的具象化表征,自身的适应性执行有助于完善制度,并为组织提供行动策略,激发组织的自主性。组织能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并对政策进行检验、防止政策走样。借助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系统、全面分析公共安全韧性治理的运行逻辑,也可以整体关注治理过程中从制度、政策到组织自上而下的行为表现与复杂互动,探析影响公共安全治理的一般性因果机制。

技术赋能治理的异化风险及其防控

快速迭代的数字智能技术正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充满张力和不确定性的时代,传统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不断提速。数智社会的良性发展既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也要警惕技术赋能可能存在的各种异化风险。要辩证理性地看待数字技术及其运用,处理好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数字权力和公民权利、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技术赋能和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发挥数智技术正面效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预防、控制和消除其潜在风险以及负面效应,通过数智善治创造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

人工智能的社会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改造和重塑社会各个行业和领域,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相较于其他现代技术,基于数字底座的人工智能表现出更强的迭代性、通用性、颠覆性和重塑性等特性,因此对经济社会产生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根据技术的实践性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人工智能社会安全风险可以概括为源于技术本身的本体性风险、源于技术利用主体的主体性风险,以及在规模化应用中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客体性风险。这种类型划分不仅印证了该技术社会影响的全面性,也揭示了风险生成的内在机理。为了构建负责任、有预见性的技术风险治理体系,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营造人文良善的技术生态、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格局,以整体性的敏捷治理体系实现对技术风险的长效治理。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防范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历史经验与理论阐释

抵御自然灾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课题,重大自然灾害防治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与自然灾害斗争并不断成长壮大的历史,呈现历经风雨却始终充满活力的面貌。基于历史性、整体性视角,从组织理论的维度构建“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敢于斗争的风险自觉”“高效权威组织领导”“灵敏应变的能力建设”等四个维度系统分析党成功防范各个时期重大灾害风险实践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展望防范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前景,推动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提供坚实保障。

中国公共行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

立足中国情境产出具有本土解释力和全球沟通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中国公共行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要考虑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一般性知识和本土性知识的关系,这就需要首先讨论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在中国语境下,由于受到管理主义的影响,学科研究相较西方学术界更注重行政的独立性、功能性和管理性特征,表现为研究对象的简单化、研究主题的事效化和研究尺度的模糊化,这导致较难深入描绘中国行政实践活动的独特面向以及深刻揭示实践背后的运行机制和运转机理。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理解公共行政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这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统一体系内,整合传统的“政治-行政”的双重学科维度,综合“国家-地方-基层”的多层级平面视角,依照“制度-行为-绩效”的分析框架,立足中国土壤和实践,揭示公共治理体系建构与运行的内在规律。

构建应对重大突发风险的城市韧性民生保障机制

加强重大突发风险环境下的民生保障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重大突发风险往往会造成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维资源配置失灵,任何单一的保障体系都无法满足海量的日常生活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产生了四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化配置、社区化配置、统一化配置和兜底化配置,并相应形成赋能市场型、规范团购型、统一保供型和兜底保障型四种民生保障模式。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和保障模式都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既有相对优势,也有一定风险和不足。因势利导,用好政策组合拳是攻克难关、突破困境的重要原则。从长远来看,进一步“补短强弱”,从市场供应链、政府统筹和社会共治三个方面建立韧性民生保障系统是提升城市风险治理能力的基础和保证。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检视与反思

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对于政府绩效评估的科学化实效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国内若干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详细分类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以及指标设计背后的政治与行政逻辑。总体上来说,目前我国各地的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任务导向"+"满意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这种模式需要进一步的审视与反思。

构建卫生安全韧性: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城市治理创新

如何通过治理创新全面提升城市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对处于深度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将韧性的思想运用到城市复杂适应系统的研究中,提出卫生安全韧性的概念和理论,为分析城市治理演进提供了分析框架和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城市为了解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精准感知、逆向调节和动态平衡三大难题,必须提升以选择性冗余、功能性转换、多样性替代、分散化组织和敏捷性响应为主要特征的卫生安全韧性。由于卫生安全韧性是由空间韧性、治理韧性、社会韧性、数字韧性和制度韧性构成的复合系统,因此在实践中必须从城市治理结构、规划资源配置、卫生应急管理等多重路径推进创新。

组织应变力: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风险的理论解释——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风险的内在原因和逻辑,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及其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践机理。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党政结构和举国动员的视角切入,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解释力略显不足。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价值管理能力、动态决策能力、跨域协同能力和组织调适能力的分析,提出组织应变力这一概念及其分析框架,尝试从理论上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应对重大风险的问题。组织应变力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政治形态和组织体系等因素直接相关,其中基于政党意识形态的价值领导、基于政党网络体系的组织领导和基于政党领导力的战略领导尤为重要。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应变力,对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各种风险挑战,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大意义。

从专业生产到共同生产: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式转型

社区公共服务生产一直是我国社区研究的重要内容。现有文献主要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专业生产范式来分析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与供给过程,往往忽略了居民这一核心主体的功能角色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在面临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时也难以给出有效的方案。本研究试图以共同生产为核心过程,以居民为中心节点构建一个社区公共服务生产的新范式。这一范式认为,居民和居民组织是社区公共服务的核心生产者,他们可以积极动用物质、知识与技能等资源,生产出具有公共性的社区服务,并创造公共价值。社区公共服务生产作为一个持续性过程,不仅满足了居民个人和集体的需求,也为他们创造出新的需求,从而激发了他们后续的参与意愿。当然,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专业生产组织依然能够积极发挥资源赋能和激励助推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N社区微更新项目的案例研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共同生产的社区公共服务生产范式的具体特征和运作逻辑。

仁德政治与权力中心主义——对传统中国政治逻辑的解读

通过对传统中国政治理念和思想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中的政治逻辑和发生机理。传统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缺乏合法性追问的权力中心主义。这种现实政治的特征,与传统政治思想中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政治在权力中心主义的实现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现实政治的发展也强化了道德政治的思维和理念。两者相互攀援,共同作用,终于形成了十分稳定的以权力中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传统中国的政治形态。

治理资源的重构:安全生产事故的制度反思

近来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说明,当前中国还停留在运动式治理模式上,在集中优势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但是常规化的日常管理则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治理资源的不足表现在相对和绝对两个方面,政府内部结构分割和社会发育失调都制约了公共治理资源的有效运用。要实现常规化治理,就必须进行结构改组和社会治理资源的网络化整合,这是后奥运时代对中国公共治理的挑战。

基于韧性理论的高校校园安全体系建设研究

统筹发展与安全,建立敏捷、高效的安全治理体系是处于风险社会中的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现有关于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研究还较少涉及高等学校,校园安全的研究也缺乏针对重大突发风险的讨论。运用“社区韧性”理论进行高等学校校园安全问题研究,提出“大学社区韧性”的概念和理论,研究发现,以组织韧性、空间韧性、治理韧性、文化韧性与数字韧性为主体的“大学社区韧性”是我国高校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根本原因。从制度化和可持续化的角度看,完善高校安全治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高校应急规范体系,优化校地空间治理体系,完善高校应急管理体系,营造校园安全文化体系和构建智慧校园体系,这为我国高校应急管理体系的创新提供分析框架和实践路径。

政党社会化与地方治理嵌入:一个分析框架

政党在当代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个极少受到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强调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也要看到政党在社会动员、社会服务和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历史和现实作用。在构建有公众参与的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执政党恰恰能在基层引导和培育市民组织的成长,并在治理中发挥非政府的作用,这可能是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一条较为现实的道路。

风险防控视阈下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构建——基于上海世博会的实证分析

现代特大型城市的要素集中和脆弱性增加了世博会公共安全管理的难度和挑战。世博会期间构建起的"六位一体"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侧重于风险防控和前期预防,在实际运行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本文剖析了特大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现实特点和发展趋势,通过对世博会风险防控基本经验的总结,探讨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优化转型的路径选择。

公共价值驱动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两张网”运行的观察

数字智能技术在深刻改变现代组织运行形态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球性治理变革。在数字智能技术深深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理解、把握和推进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面临日益多元的服务管理需求和日益复杂的治理情境,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基于数字智能技术的治理形态的敏捷化重塑,即通过提升治理体系的感知能力、协同能力和整合能力,因应环境和需求的快速变化,为社区居民提供更精细的服务、更整洁的环境、更安全的生活。因此,其本质是公共价值的共同创造。在这个过程中,基于“清晰化目标—持续性驱动—整合性行动”的战略三角对于推动良性、平稳的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从长远角度看,加强数字底座集约化、场景建设融合化、基层空间孪生化、数字转型用户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建设,是未来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路径。

基层公共决策的多源流模型与特点:“网格巡察”政策的实证分析

运用政策的多源流分析方法解剖和考察,上海市某区A镇"网格巡察"政策的形成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交汇影响的产物。政治源流因素压倒问题源流成为推动政策形成的主导性因素,使得该项政策的形成更为接近于"政策方案——寻找问题——方案论证"模式,而不是简单的"问题解决"模式。这种模式突出政治源流中包含的行政体制因素、政策溢出效应、技术发展因素、问题规避因素和智库的"政策论证式"参与等因素,并可能造成基层公共决策中方案意识压倒问题意识、明星效应压倒绩效评估的后果。

风险防控型公共危机治理框架:模型及其应用

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网络性特征,因此对人类的风险管理与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危机治理能力的核心是提高风险的防控能力。推动应急管理向公共危机治理转型的前提是客观分析现有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科学把握风险管理的有关技术与要求,构建统合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综合性的公共危机治理框架。

我国土地调控失灵的制度经济分析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农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耕地资源日益减少。对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土地调控力度,严格保护土地资源。但地方政府有与中央不同的目标,而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为地方政府规避中央的调控政策提供了可能性。在梳理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土地产权的三重分割问题,即土地国有和"全民所有"的分割,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分割,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割。地方政府实际上获得了管理和经营土地资源的直接权力,而又无需承担相应的长期后果。这一方面激励地方政府超常经营土地的行为,形成所谓"土地财政"现象;另一方面造成土地保护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由于土地管制和市场调节双重失灵,尽管中央政府不断收紧土地闸门和信贷闸门,对土地开发市场的调控效果仍不明显,土地资源的低效率运用未见实质性改观,耕地保护压力仍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