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方式:从信息披露到创新驱动

企业数字化对于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进而实现双化协同意义深远。选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资产视角和经营业务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生产、污染治理及研发创新的影响,进而明确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的机制。研究指出:(1)无论是资产视角还是经营业务视角均显示,企业数字化降低了企业披露绿色生产(环境管理和环境信息)和污染治理方面(环境负债和环境业绩与治理)相关信息的概率及公开程度;(2)企业数字化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从资产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利于研发创新投入的增加,从经营业务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促进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整体上,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其方式是创新驱动而非信息披露。提出应加快企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充分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企业生产决策调整

落实严格的环境政策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关键一环,然而这也是对企业生产决策形成压力的过程,企业据此做出不同的生产决策。在产业集聚这一重要现实背景下,这种影响尤甚。本文借助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中国企业污染数据库及地级市面板数据库的匹配结果,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阐明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生产决策的全逻辑链条,及产业集聚对该路径的放大作用。研究发现:①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遵循成本”效应两条路径影响企业生产决策,前者主要通过技术引进方式,后者主要通过资本更新速度和退出市场方式。②在产业集聚的环境中,“创新补偿”效应和“遵循成本”效应被放大。相比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更有助于放大前者,而专业化集聚更有助于放大后者。本文的结论可为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下企业的生产决策提供新的实证思路,也为制定适配的环境政策和产业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外资占比“挤出”了企业绿色创新吗

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深化外资绿色转型既是“十四五”期间外资结构优化的重要发展方向,又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下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经验表明,企业外资占比提升反而存在“挤出”绿色创新的可能。基于我国上市企业样本数据,对企业外资占比的影响效应进行系统性检验与分析,结果表明:十大股东中外资占比对企业绿色创新无显著影响,而总股本中较高的外资占比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挤出效应,主要通过“挤出”研发人员、研发经费支出等创新投入,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产出。此外,我国在新能源、节能、交通运输等重要绿色创新领域逐渐确立国际领先地位,提高了外资在绿色创新领域的准入门槛,加大了外资进一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难度。结论可为进一步明确外资的绿色创新影响效应和绿色转型方向、挖掘外资的绿色创新潜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内外资绿色创新体系提供企业层面的依据。

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印证

探究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可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经验借鉴。借助地级市及上市公司数据,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通过宏观视角分析得出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其原因是数字经济阻碍了技术进步。深入到投入产出结构层面发现,数字经济虽然增加了经济产出,但也增加了资本投入,且后者远大于前者,因而数字经济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第二,通过微观视角分析得出企业数字化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其原因在于当劳动投入和产出不变时,资本投入下降,因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第三,产业结构优化在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匹配适宜的投入结构及产出结构,才能有效助力经济效率的持续提升。

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及其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导致产业集聚的形态发生变化,并重塑着经济发展新格局。以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为依据,从全国和城市维度描述产业集聚的特征,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数字经济降低了实体产业的集聚程度,提高了虚拟产业的集聚程度;实体产业集聚程度的降低主要缘于制造业集聚的下降,对数据占比较高的服务业,数字经济反而促进了其集聚;将实体产业中的服务业细分后发现,数字经济降低了教育行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行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这些公共型服务业的集聚,提升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度高或经济型服务行业的集聚。原因可能是,相比于公共型服务业来说,数字经济对经济型服务业的就业拉动作用更高,更有助于促进相关产业在区域内形成集聚。因此,应该警惕数字经济引发的产业发展不均衡集聚的问题。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集聚模式的分析——基于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并改变着城市的资源禀赋,从而使产业集聚的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通过匹配2011—2018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不同的产业集聚模式,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同时促进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以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的回归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结论。第二,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第三,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数字经济促进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则无显著影响,数字经济对各个区域的多样化集聚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城市类型异质性视角,数字经济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的多样化集聚,对非资源型城市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时期异质性视角,数字经济对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曲线关系。根据研究结论,文章认为应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转型带动上下游产业的集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基于多模型指数构建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多模型指数构建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得出,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在克服内生性影响后显著。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不利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电力消费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技术市场、电子商务和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区域创新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跨界流域污染治理政策的效果——关于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环境效益分析

本文以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在匹配县域层面2007—2018年全国交界断面水质数据与县域统计年鉴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多期DID方法分析了跨界流域污染治理政策对交界断面水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流域交界断面水质在生态补偿实施以后趋于优化。第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所获环境效益的大小受到补偿方式的影响,呈现出双向生态补偿优于单向生态补偿和纵向生态补偿方式的特征。第三,机制检验显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通过在短期内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和在长期内调整产业结构两个方面实现了相应的环境效益。第四,异质性分析表明,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同样显著提升了水质酸碱度指数、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浓度指数等更为微观的水环境质量,并且对于水环境污染更严重、第二产业占比更高、人均GDP更低的地区,这种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此外,政策变迁方式的不同也会影响环境效益的大小,单向生态补偿转双向生态补偿的环境效益最高,纵向生态补偿转双向生态补偿次之,纵向生态补偿转单向生态补偿最差。

雾霾锁城:生态供求因素的传导机制与经验分析

选取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IV-2SLS)方法实证分析生态供求因素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显示:第一,尽管生态承载力对大气污染状态发挥了基础的物质禀赋作用,但生态承载力越大的城市环境治理成本越低,进而更易引发提升生态足迹的逆向选择而存在“生态承载力悖论”现象;第二,生态足迹通过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三条渠道作用于大气污染状态,其中技术效应起到抑制大气污染的作用,而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重了大气污染,三者相结合引致生态足迹与大气污染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第三,各城市大气污染的非均衡状态是由各自生态问题背后潜伏的生态供求格差所致,并且生态亏损越多,大气污染程度越高。据此提出,一要将“生态承载力红线”纳入各项经济和环境政策,作为地区合理控制生态足迹的前置约束;二要追求绩效评估的环境公平,制定并实施环境公平的政策决策。

郑州市生态安全评价与对策研究

对郑州市2006—2015年10 a间城市生态安全指标提取和处理,建立郑州市的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对郑州市10 a间的城市生态安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近10 a来郑州市生态安全呈现向好趋势,并进一步找出了影响郑州市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包括工业废气排放、单位GDP能耗、单位GDP水耗、万人卫生机构数、万人大学生数等,并针对郑州市生态安全提出5点对策:加大环保力度,加强废气排放治理;严格实施《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2014—2018年)》;城市化进程中要防止人均资源下降;倡导绿色消费,发展循环经济;增加科教投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博弈论视角下网约车平台竞争策略研究——以“滴滴”和“优步”为例

伴随着"打车难"问题的出现,打车软件应运而生,但是在市场推广的前期,打车软件之间为争夺市场份额采取了激烈的"烧钱战",各家打车软件平台公司之间的竞争在缓解城市出行困难和提升居民出行质量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打车软件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模式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文章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对主要参与者"滴滴"和"优步"之间的竞争策略进行分析,进而对打车软件平台之间的竞争合作机制提出政策和建议。

产业集聚模式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利用集聚效应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污染排放强度、提高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将产业集聚分为专业化、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四种模式,选取2003—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有助于改善环境污染。多样化集聚中,产业间内在关联性与环境污染呈现负相关。相关多样化集聚能显著改善环境污染,无关多样化集聚则会加剧环境污染。此外,上述结论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异质性并受城市特征的影响。专业化集聚程度的提升对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改善作用更大,多样化集聚程度的提升对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改善作用更大。

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优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将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自然禀赋特征相结合,探究产业集聚及其不同模式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随集聚程度的提高呈现"U"型关系,中国多数城市尚处于"U"型曲线的左端,提高产业集聚程度会降低排污强度,且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与多样化集聚相比,专业化集聚首先跨过拐点;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专业化指数较高,且已有少数城市跨过拐点,自然禀赋优势逐渐减弱,污染现象凸显,产业转型势在必行;相比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多样化指数更高。集聚程度提高时,其负外部性出现的更慢。因此,应根据城市自然资源禀赋特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合理引导产业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集聚的减排效应——基于2003—2019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

绿色化已成为制造业升级的重要考量,识别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减排的调节机制,对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推进"两业"深度融合具有现实意义。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影响污染排放强度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随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污染排放强度存在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曲线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影响污染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能有效降低制造业集聚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强度,且该作用呈现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的区域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地,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五种行业类别,各生产性服务业的调节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此外,将物流业纳入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结果表明,物流业对制造业的减排过程存在积极的调节效应。因此,为探索产业多元化融合模式,助力"两业"深度融合,应根据区域禀赋和行业特性,有针对性地引导"两业"深度融合。具体地,应根据行业特征及其关联性,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润滑作用,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提升;依托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性优势,打造绿色物流体系;同时注重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为加快推进"两业"深度融合保驾护航。

卫星导航产业技术创新态势及发展对策研究——基于专利情报多维测量

以我国卫星导航产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对技术优势指标、技术增长率指标、帕累托位序规模系数的OLS回归分析等静、动态相结合的多维测量方法,系统研究细分技术领域的创新发展特点及发展机会,揭示卫星导航产业专利丛林现象的客观现状。结果表明我国卫星导航产业部分技术领域创新优势明显,但基础技术研究仍显不足,同时产业专利丛林的外部表征开始出现。文章从以基础技术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战略引导、实施专利集中战略聚集研发实力、调整创新激励政策平衡保护创新与专利丛林的博弈等方面提出发展对策。

用能技术还是管理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环节和类型的抉择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的环节和类型的视角切入,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用能技术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两大类及其下设的七小类,并将之在生产链环节(源头、过程和末端)上加以归类,通过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获取了关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技术绿色创新的抉择。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整体上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成立;第二,其内驱因素是,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第三,其外部原因是,与低污染行业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体现在用能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两方面,并分布在生产链的源头、过程及末端三个环节;第四,其外部原因还包括环境规制作用的阶段性,环境规制对个别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造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也影响了“创新补偿”效应的成立。据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和选择提供一定启示。

经济增长、能源结构转型与二氧化碳排放——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考虑不同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性,对经济增长对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异质性作用进行研究。本文使用全球67个经济体199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经济增长对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能源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换言之,只有当经济增长跨过一定门槛才能实现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双重红利,并且这一效应也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和非资源型经济体。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各经济体政策制定者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实现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减排提供了理论依据。

浅析共享经济在我国的适应性

2015年9月,李克强总理出席夏季达沃斯开幕式时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共享经济的重要推手",时隔一个月左右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又提到要"发展共享经济",说明共享经济已经被写入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在归纳分析共享经济的涵义和特点的基础上,对共享经济在我国的适应性进行分析,提出共享经济在我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最后从政府和社会等方面提出发展共享经济的四点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的经济效益

本文基于中国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分期分批次渐进推行的典型事实,手动匹配2007-2018年全国148个交界断面水质监测点数据与县域经济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剖析了试点对受偿地区所获经济效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试点通过增加就业数量和改善就业结构助力居民增收并促进共同富裕,但试点效果因政策选择偏向而呈现出单向生态补偿“益乡不益城”、双向生态补偿“益乡更益城”、纵向生态补偿“益城不益乡”的特征。在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纵向转单向生态补偿的政策效果由初始的“益城不益乡”恶化为“既不益乡也不益城”,但纵向转双向生态补偿和单向转双向生态补偿两项政策变迁均由既有效果转变为“益乡更益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