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的“记忆宫殿”:中古宫廷诗歌中的创伤与暴力

一个人如何回忆和书写一段创伤的经历,并进而把它转化为一件文学作品?对创伤的记忆如何决定了它在文学中的再现?它的文学再现又会如何重塑一个人的记忆?导致创伤的缘由——不论是战争、死亡、暴力,还是离散——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而在一位中国六世纪贵族诗人庾信身上,我们将看到这些关于创伤记忆和文学再现等问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庾信来说,正因为固有的诗歌写作传统和资源皆不足以表达创伤体验和复杂的个人情感,诗人开始尝试创建新的诗歌语言和自我书写方式,对南方宫廷诗歌的既有类型和写作常规进行变形,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语言。而在这一过程中,庾信以南方宫廷诗歌的材料、资源和技术作为基础,建构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本"记忆宫殿"。就这样,庾信重新营造了宫体诗,使它成为可以再现个人经历特别是痛苦经历的媒介。

美国哈佛大学“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学术讨论会暨庆祝“中华人文经典文库”启动会议综述

无论是被称为“诗圣”，还是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唐代诗人杜甫自九世纪初开始，便被誉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一个典范。到宋朝末年，人们为杜甫诗歌所作注解的数量，已经超过当时其它所有文学作品评注的总和。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可与英国文学史中的莎士比亚相媲美。在中国本土之外，杜甫的影响也先后扩散到东亚其它国家和文化群体，如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仍然影响着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当代华语诗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还在重新发现和解读着杜甫留下的文学遗产。

書信中的君王形象與心理戰:拓跋燾(408—452)的國書和他的南方讀者

公元五世紀上半葉,北魏(386—534)王朝逐漸統一中國北部,成爲與南朝劉宋(420—479)政權相對峙的勁敵。隨著軍事對抗和外交互動的逐漸頻繁,雙方也實施和利用多種文化與政治策略以在權力與正統的争奪中獲勝。本文討論北魏君主拓跋燾(408—452,423—452在位)在南北朝軍事對峙的關鍵時刻發送給南朝的國書以及書信中帝王的自我呈現。學界對北朝文學的某種共識認爲北人文章在語言風格上的簡單,反映了北方質樸的民風與民族特色。筆者則將拓跋燾書信的討論置於宫廷創作、外交策略以及歷史敘述的語境中,認爲拓跋燾書信語言的"簡單"是北朝宫廷特意營造與選擇的修辭術。該修辭策略塑造了與南方截然相反的帝王形象,同時影響預期讀者對當時軍事與政治形勢的判斷。之後,史學家沈約(441—513)將拓跋燾的書信嵌於《宋書》的歷史敘事中。語境的變化改變文本的意義,爲後來讀者提供了新的闡釋框架。

间谍、越境、修辞:南北朝跨境交流中的“言”和“志”

南北朝时期,政权之间信息和情报不断被交换、传递、解读。而对于诸如间谍、流寓敌国的皇族和羁旅之臣等跨境者来说,不仅他们带来的信息会被甄别和评断,他们自身也在被新朝“细读”,以从其“言行”推断“心志”。对跨境者“内”“外”不一的怀疑以及跨境者在诗文中的自我塑造,让“志”和“言”之间充满了张力和不确定性。从南北政权之间信息战和文化战的角度来看,跨境者的言辞展现出“言”与“志”、“外”与“内”、“迹”与“心”对应的复杂性,以及跨境者如何利用修辞术进行自我言说,从而应对政治、军事、文化竞争中不断变化的局势。在跨境与文化竞争的语境下,“言”不再是“志”的自然外露,而是由多朝参与、虚实混淆、表意复杂的阐释事件,而跨境者的修辞作用也是在读者对其“志”与“言”对应关系的探求中生成、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