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简《四告》相关语词谈古史道统说的传承及知识谱系

清华简《四告》由于语言及古史内容多与今《尚书》相合,公布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四告一》中的“宅天心”,整理者指出其又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依今古文之间常见的异文关系,“宅”应读为“度”。^((1)) “天心”之外,《四告一》还有“天德”“纲纪”,《四告二》又有“天常”,它们是古史记述系统中的高频关键词。由这些词汇出发,我们可以将很多文献中的古史记述,彼此参互求证,更可见古史道统说的源流及知识谱系。^((2))(一)“天心”。

《论语·八佾》孔子不欲观禘说之礼制内涵诠释

《论语》礼制的诠解为古代经师看重,近代论语注本却往往忽略。《论语·八佾》载孔子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此句的诠释很能体现礼制在经典解释中的重要性,历代诠解主要有三种:孔安国、邢昺等认为鲁国吉禘举行时间违反礼制;清人认为孔子讥讽当时宗室僭越大禘之礼;郑玄、马融从禘礼内部进行解释。分析三种诠解的方式,结合禘礼的内在仪式与外在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孔子不欲观禘是其对传承周礼、谨遵礼制的坚守,也是对鲁国现实政治的忧虑关切。重视《论语》礼制诠解是解读经典文本、理解孔子圣人之意的关键方法。

说《逑盘》铭文的“■黄耇”

《逑盘》铭文“■(■)黄耇”之“■(■)”,旧说多读为有老、寿义的“耆”,并谓“耆黄耇”系同义复指的形容词,本文以为不妥。“■(■)”字从“者”,当读为“诸”,“诸黄耇”是对诸位老臣的泛称。而且,“诸黄耇”在铭文中断句时应从下,即“诸黄耇,保奠周邦”,是对诸位老臣勉力保奠周邦的期许,这也与《尚书》等早期文献中所反映的耆老治国理政的重要性相一致。

周代礼学:《老子》思想最基础的知识背景

从《左传》等书所述礼制看,周代礼学强调"不争",崇尚谦下,对逞强争胜、聚敛财富以至"汰"、"侈"的行为均持否定态度,凡此均与《老子》思想的基本倾向契合。由于周代礼学是《老子》思想最基础的知识背景,从而决定了《老子》思想的一些基本取向。这一方面证明传统说法如老聃精于礼学及孔子从之问礼信而有征,另一方面也说明《老子》一书只能出现在周礼犹存的春秋时代,而绝不可能到战国之世。

《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章题与今本《家语》之比较

通过比较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相关章题与《孔子家语》,可以发现:《家语》存在很多后人改动的痕迹,而《说苑》则与木牍章题最为接近。很多材料可以证明,从出土文献到《说苑》再到《家语》,存在梯次演进的痕迹,而《家语》处于最末一级,因此在版本学上是“晚出”的。但《家语》的改动并非出于王肃之手,而很可能就是孔安国所为。《家语》由于脱胎于“诸子百家语”之类的“说”类材料,因此在材料来源上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故而很多内容并非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实录。

由清华简《子仪》说到秦文化之“文”

清华简《子仪》篇秦穆公歌诗温婉敦厚,颇类《诗》之《风》《雅》,此与文献中记载的早期秦文化斯文之盛恰相印证。秦自立国时起便积极向代表华夏正统的周文化靠拢,迁居周地后,又全盘接受周文化,故其斯文之盛较之中原诸国亦不稍逊。从族属上看,秦本出东方,与戎狄不同。秦虽居西陲,但"世作周卫",是周人倚重的西方守备力量。中原诸国亦视秦为华夏的一员,并未以戎狄目之。战国时期东方六国之所以视秦为戎狄,其实源于对强秦实力的恐惧和歧视,本无关其族属。

中国早期“民本”思想与商周的有限王权

中国的"民本"思想起源甚早,它最初渊源于国家起源过程中首领或君王对民众的治理责任以及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故"民本"既是王之权威的来源,同时又构成对王权的先天制约。由是,"民本"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元问题"。在"民本"思想影响下,相对于"权力"义,"责任"义才是中国早期王权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对君王权力的现实制约。在商周的政治技术中,君与臣为匹耦关系,有一定的平等性;其他如设官分职、谏官在政治决策中的地位等方面,都构成对王权的分疏,故这时的王权只能是"有限"的,远达不到"专制"的水平。商周的"民本"与后世已异化为封建帝王运用娴熟的统治策略的"民本"并非一事:从政治伦理上讲,前者是"道",而后者只是"术"。

从出土材料再论《文子》及相关问题

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从引《老》、用《老》的角度,论证古本《文子》当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可以用“两次抄袭”的模型来解释。一方面是《文子》在引《老》、用《老》,另一方面《老子》本文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因为《文子》的影响而发生着改变。

《老子》“同文复出”现象的初步研究

《老子》简本、帛书本、今本有“同文复出”及与之类似的语言现象。“同文复出”是“晚出”的、后人加入的。《老子》原本中的文句近似现象，仅追求意义的相同，并不苛求“文”同。“同文复出”既非“错简”，也非“误入”，而是“引经作注”──一种很特殊的注语。“同文复出”对于认识《老子》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说变，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层累”非“作伪”——再论今本《孔子家语》的性质

将今本《孔子家语》与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比较可以发现,《家语》的章句结构组织是经"历时性"的梯次推进形成的,因此完全可以借用"层累"作为解释模型。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层累"是出于有意识的"整理",但这不等于"作伪"。《家语》虽有比较早的材料来源,但其中孔门师生言论并非尽出实录。夸大《家语》一书在研究先秦史事特别是孔门师生言论、行事中的地位,是有欠妥当的。

从简本看今本《老子》的形成——兼论帛书本在《老子》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地位

本文通过比较《老子》简本与帛书本及今本之间存在的一些重大差异 ,指出 :帛书本的形成是后人对简本改造和整理的结果。这一过程约完成于公元前 3世纪上半叶 ,此一时期可以称之为今本《老子》的“滥觞期”。帛书本所代表的传本 ,初步奠定了今本的面貌 ,因此在《老子》文本的流传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

比较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对应的10章,可以看出历史上关于《孔子家语》一书的争论并没有因《儒家者言》的出土而全获解决。出土文献再次证明《孔子家语》确实存在很多后人整理、重组的痕迹,这一点《孔子家语》比传世的其它文献都要来得明显。《儒家者言》最能证明的其实是《说苑》一类古书的价值,而非《孔子家语》。《儒家者言》的性质应该是介乎《说苑》与《孔子家语》之间,具有一定的过渡性。

“盗者之真赃”——由王国维推许《家语疏证》说经典辨伪学“范式”的扩大化

经典辨伪学"辑佚"的方法论"范式",本身即不无问题。孙志祖于此未察,转而将此法用之于《孔子家语》的辨伪,将先秦、两汉古书之间常见的"互见"现象认定为造作之迹,既昧于古书体例,也反映了经典辨伪学"范式"扩大化的弊病。先秦、两汉古书之间的"互见"乃古书之常例,故每每溢出辨伪学的惯常逻辑,这既昭示经典辨伪学的"限度"问题,也凸显目下古书体例及古书成书研究对于经典辨伪学方法论革新之重要意义。

由历史记忆的传承再说涉禹三器所述大禹史事的可靠性

学者受"冰山"一角思维的影响,习惯以传世文献、古器物中出现之史事年代为所述史事年代上限,完全忽略了古人历史记忆之传承性,由此导致将大禹之类久有流传之史事年代后置很晚。本文由对叔夷钟、秦公簋、豳公所涉大禹史事的辨析入手,试图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先秦古人依托追念先祖及氏姓所出的历史记忆是非常强固的,此与后世动辄以出身相炫的攀附名人完全不同。此种历史记忆的强固性直观表现为史料记载的传承和延续性,这足以打通史料年代与史事本身年代之间的时序鸿沟。因此,我们认为涉禹三器所述大禹史事都是非常可靠的。先秦古人基于追念先祖及氏姓从出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记忆的传承性,也给古史研究领域如何突破以晚期文献证早期史事的方法论瓶颈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老子“无为”的内敛取向与西周之“德”的向心追求

通过论证老子“无为”思想与西周之“德”在内向追求上的一致性 ,以及老子“无为”思想对西周之“德”的继承 ,深刻揭示了老子“无为”

由它簋盖铭文说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差寺王聪明”句的解读——兼申“成王作”中确有非成王语气《诗》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差寺王聪明"句,传统多读"差寺"为"佐事"或"佐持"。本文结合它簋盖铭文相近辞例,认为其中"差"当读为语词"嗟","寺"当读为"时",理解为近指代词"是",故此句当断读为"嗟!寺(时)王聪明"。由此断读,可知这明显是他人称颂时王的口吻,而此句又居"成王作"之第八启中,这说明李学勤先生当初判断"成王作"组诗中也有非成王语气确有道理。由此出发,关于《周公之琴舞》组诗的结构其实还有需要重新探讨的地方。

春秋时期贵族阶层对＂出奔＂的认知--兼谈春秋国家关系对出奔的影响

春秋时期"出奔"能够一次一次的顺利实现,出奔者对出奔不会毁坏自己声誉且不会受到异样眼光的群体认知为其提供了内部条件,国家初步主权意识下的独立、注重本国利益等特点为其提供了稳定的出奔大环境。

由帛书《易传·缪和》解《谦》卦申论清华简《保训》的“三降之德”

帛书《易传·缪和》解《谦》卦,为申明《谦》卦所强调的谦恭、卑处之思想,每每以舜、禹等圣君之事迹相比附。舜、禹等行事极为谦下、卑处,但最终却能广致万民、君临天下,其手段与结果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出发,清华简《保训》的“三降之德”之“降”当理解为“下”或“谦下”,而“三”为虚指复数,故所谓“三降之德”当指舜这样的圣君能多行卑恭、谦下之德。舜之能“降”与尧之“克攘(让)”、禹之苦劳、文王之“卑服”含义一致,都强调卑恭、处下才能成功,传统上多认为这是儒家的所谓“道统”,但道家思想实亦与此多有关联。

由《左传》看《老子》所述大小国关系的年代学特征

从《左传》所述春秋史实看,其时大小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尚未失衡,大国对小国犹有忌惮。更重要的是,春秋时周礼犹有浓厚影响,这对霸主的强权构成有力制约。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春秋时的大小国有双向的责任和义务:大国对小国要扶危济困,小国对大国也要克敬职贡,这正是《老子》所述大小国关系的时代背景。相反,战国之世捐礼义而任诈伪,以攻伐为贤,大小国的力量对比已严重失衡。所以,《老子》对大小国相处原则的这种设计只可能出现于春秋时代,而绝不可能是战国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