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机制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抓手和载体。既有文献围绕城镇化转型的经济环境效应形成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鲜有文献从外生冲击视角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与政策效果。因此,文中结合中国现实情境,基于“技术进步—人口集聚—城市扩张”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深入阐释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究竟如何影响能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创新性地突破现有实证分析思路,将能源利用效率划分为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利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来考察新型城镇化建设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且年度效应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②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吸引人口集聚和刺激城市扩张来阻碍能源利用效率提高。③地区偏向性政策检验表明,向中西部倾斜的地区偏向性政策并没有在新型城镇化的节能方面发挥效果。④城市群模式检验表明,加入城市群有助于增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该研究为下一阶段中国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规避不利因素,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双赢”局面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情景模拟

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是健康城市化必要之路,体现了协调和共享的理念。分析中国城市化未来何去何从,需要预测分析与情景模拟。文章从经济、社会、城市功能、生态环境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将城市化率、环境污染、收入差距分为3种情况构建情景模拟模型,并通过中、长期的评价分析提出发展重点。结果表明:2个时期有相同重点;各情景得分随时间增长,不同情景得分差距随时间扩大;每个时期都应首先将重点放在收入差距缩小上,其次兼顾城市化率提升与环境改善,将生态建设与城市规划发展融合起来,做到可持续发展。

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

现有研究集中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两个维度重点分析了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而鲜有文献系统研究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事实上,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全社会绿色发展福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该研究基于制造业集聚的独特视角,以外部经济理论为媒介,系统阐释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机制;并以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人工收集1840—1909年清朝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1933年中国各城市是否通铁路以及城市的地形起伏度等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多维度动态评估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并采用控制空间溢出效应和内生性的GS2SLS方法系统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揭示其存在的空间外溢衰减规律,验证制造业集聚外部性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福利呈现“低水平块状集聚,高水平点状分布”的空间格局,未来潜力增长方向在上游地区;(2)适宜的制造业集聚可以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过度的制造业集聚反而会抑制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提高;(3)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随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小,表现为“双峰”结构;(4)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有助于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Porter外部性却表现为负向作用。为此,该研究从把握绿色发展福利演进规律、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及甄选适宜的产业集聚模式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打造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

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实现空间收敛是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途径。本文利用单要素能源效率和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评估2003—2019年地级以上城市能源效率的现状,重点考察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来源和分布动态演进规律,并分区域、分城市群检验其空间收敛机制。研究发现:①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逐年提升,绝对差异出现不同程度扩大。②全国总体差异以年均5.74%的速度持续增长。中、西部区域内差异高于东部,东-中部地区和东-西部地区区域间差异大于中-西部地区。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距的年均贡献率达到68.88%。③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不同的空间极化特征和分布延展性。④全国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单要素能源效率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收敛特征,但单要素能源效率的收敛速度大约是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6倍。⑤三大区域和六大城市群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区域收敛速度从大到小是西部>中部>东部,城市群收敛最快的是珠三角城市群。本文为加深对中国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空间发展格局认知提供了支撑,为缩小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提供了新思路。

产业集聚减排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聚集经济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一般能够促进区域内污染减排，但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加深，区域环境污染可能产生空间上的异质性。更重要的是，空间异质性使得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复杂化，传统的空间同质性假设难以全面刻画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大陆30个省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中国省域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非线性空间联系。结论表明：①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具有空间非对称格局特征，绝大部分省份集中分布在高污染高集聚型（HH）和低污染低集聚型（LL）。②产业集聚的减排效应的确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区域间的溢出强于区域内的溢出。③产业集聚的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在时间上表现出来的是倒“U”型关系。由此，提出要严格制定和落实差异化的区域政策、要高度重视产业集聚污染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要动态处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巴斯扩散模型的中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预测

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准确把握其发展特征和趋势有助于促进城市和谐发展。本文在辨明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内涵的基础上,从高效发展、公平发展、友好发展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使用巴斯扩散模型预测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未来8年的发展趋势,进而通过对比分析提出政策启示。结果显示:四大区域各指标权重相似,但东部受友好发展维度影响较大,东北部受高效发展维度影响较大;四大区域的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主要受已有的相关发展成果激励;东部将最早达到峰值得分,中部和西部其次,东北部将最慢,但峰值得分从大到小的排序与扩散速度相反;这一自然得分趋势会对区域的发展造成相应的助力或阻力。

产业集聚加剧了环境污染吗?——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

厘清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有助于理解中国环境压力形成的原因,而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区域合作,空间溢出效应更不容忽视。通过将反映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的非对称性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下,产业集聚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研究发现:(1)中国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即邻近省域的环境污染会加剧本省的环境污染;(2)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人均工业二氧化硫减排,却对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反而导致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3)当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时,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产业集聚,会增加0.428%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1.381%的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0.240%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上结论都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说明结论真实可靠。最后,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如何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基于时空双固定的SPDM与PTR模型的实证分析

金融集聚从资本支持、资源效率配置、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贡献日益凸显,而这种影响的空间效应有多强、范围有多大以及时空过程有何规律性,都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空间距离衰减与中间机制两大假说,利用中国2003-2014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与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考察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衰减边界,并对导致二者之间产生非线性关系的中间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空间溢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在300公里以内为负向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400-600公里则为正向空间溢出的密集区域。②在金融集聚、城市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三种机制调节下,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梯度式"增强的特征,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机制的介入过程中,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却是一个"先减后增"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这种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

制造业集聚促进抑或阻碍绿色发展绩效?——来自长江经济带的证据

文章从“水平—效率—福利”维度评估绿色发展绩效,并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检验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发展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此外,绿色发展绩效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典型的“滚雪球”效应,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在集聚模式、地区差异和发展阶段异质性约束下表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机制检验发现,制造业集聚会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中间投入共享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显著影响绿色发展绩效。当三大作用机制均处于低水平门槛区间时,制造业集聚有利于提高绿色发展绩效,一旦越过门槛值,其效果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