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共同体:西南联大民族学学人群的形成及其学科史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大量院校内迁,原本因理念不同而区域分隔的民族学学人在内外部因素作用下,逐渐凝聚在一起,西南联大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以边疆人文研究室、文学院、社会学系为基点,在共同学术志趣、学缘关系等因素的凝聚下,西南联大形成了实质上的民族学学术共同体,并且凭借学界地位、学人关系以及在地因素等,围绕西南联大形成了非正式的民族学学人群。在共同学术追求之下兼容不同治学理念而形成的西南联大民族学学术共同体,对中国民族学研究对象定型、理念体系建构、学科精神形成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推动民族学本土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学科史意义。

大学文化选择论略

大学教育对受教育者所施加的文化影响是经过选择、符合主流文化需要同时又具有文化批判性的文化。大学的文化选择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和文化功能决定的。大学文化选择不同于一般社会文化选择之处,不仅在于其选择内容的高深性、先进性,而且在于其选择机制上的批判性、双向性和更新机制。通过大学文化选择主体———教师、学生和管理者的相互作用,大学文化选择形成了推进文化进化、规范社会价值体系,对受教者进行文化模塑、提高受教育者文化选择能力及创造大学文化、孕育大学文化精神的功能。

论西南联大人文主义教育管理

西南联大的管理者将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的人文主义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中西融合独具特色的人文主义管理思想。西南联大以人格的完善为教育目的,实施通才教育的人才培养观,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为核心的民主管理思想,充分体现了西南联大中西合璧的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思想特色。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的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败落及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近代以来的文化自卑转向文化自觉——即文化的自知、自省和自我超越的意识。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价值重估与主体地位的坚持,在文化“会通观”指导下构建现代中国文化的实践探索等方面。其结果是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础。

西南联大对抗战时期国民精神的引领

西南联大通过在抗战前期树立和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培育和增强国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感,在抗战后期对国民进行现代政治意识启蒙,实现了抗战时期对国民的精神引领,由此奠定其作为精神灯塔的地位。西南联大的实践证明,大学不仅要做出杰出的学术贡献,而且要担当造就公民心灵、引领社会精神发展的责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大学。

全球化还是本土化:高等教育坚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思考

在全球化下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造成第三世界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疏离直至消解。民族文化的消解,意味着一个民族在文化意义上的消亡。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高等教育突出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实现现代文化的本土化,一方面是为了加强民族认同感的培养,以防止文化帝国主义借全球化名义进行西方文化扩张和文化殖民;另一方面也是坚持全球化下文化多元化的需要。中国高等教育应着力传承和创造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在继承中国丰富的传统教育思想资源和总结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实践经验基础上重新建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使中国高等教育成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而不是西方的附庸。

追赶型还是差异化:新建本科院校发展战略抉择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发展战略的选择应以有利于形成竞争优势为原则。目前新建本科院校大多采取追赶型发展战略,以传统本科院校的办学模式和评价标准作为自己发展的追赶标杆。这种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新建本科院校应实施差异化战略,走特色发展之路,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在竞争中形成竞争优势。同时,实施差异化战略也是新建本科院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客观要求。

抗战时期迁滇高校进出考

抗战时期在高校内迁浪潮中,究竟有几所高校迁入云南?迁滇高校为何于1940年下半年又集中离滇别迁?通过对民国档案及相关高校校史的搜寻、考辨,确定抗战时期先后迁入云南的高校有9所,纠正了已有研究的错漏之处。在发掘档案的基础上,揭示了日军占据越南,对云南形成东、南两面夹击的态势及密集的空袭轰炸是迁滇高校离滇别迁的主要原因,而一些高校的内部矛盾冲突也是造成其再迁的重要原因。迁滇高校的迁入迁出,不仅反映了抗战时期战争格局的变化,而且也透露出学校内部派系角逐及其背后的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痕迹,折射了当时大学与政府政治关系的复杂多变。

一种新型的基于图像的DNA序列可视化模型

传统的DNA序列可视化模型局限于短DNA序列的可视化,并且缺乏对可视化图形的通用分析方法。因此,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图像的DNA序列可视化模型,这种模型通过将一维的DNA序列转换为二维的256色的灰度图像,可以实现长DNA序列的可视化,具有很高的空间紧密性。借助成熟的图像处理方法来分析DNA可视化图像,可以获取原始DNA序列的规模、4种不同碱基的分布、无序程度等重要信息。通过比较不同DNA序列的可视化图像,可以获取这些序列的相似性信息。

琅琊颜氏研究——兼论文化在世族仕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占有文化优势,是世族地主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和世族地主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观点近年来已为许多治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学者所论及。但这种文化优势对世族的仕宦究竟有什么影响,似尚无专门的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对琅琊颜氏家族的研究,从一个个案来分析文化对世族,尤其是一般世族地主仕宦的影响。

曹魏与世族关系考察

本文把曹魏与世族的关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考察:即曹操时期和曹操后时期。认为世族的支持是曹操得以起家和形成割据势力的重要因素。世族与曹操的合作,并非迫于压力或是为了借曹操以兴复汉室,而是一种自愿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形成一方面源于曹操始终如一表现出的亲和世族的倾向,一方面源于党锢之祸后世族政治态度的变化。曹操对世族采取了依靠利用与适当打击相结合的政策,较为成功。而自曹丕起,曹魏渐次放弃了对世族的打击政策,反予世族以较多的优惠,使世族势力在曹魏后期迅速膨胀。司马氏代魏不是世族与宦官地主对立斗争的结果,而是世族地主势力膨胀的必然结局。

文天祥改革思想述论

改革思想是文天祥爱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一认识,作者在本文中系统介绍了文天祥以改革南宋权力结构为主的改革思想,并对文天祥改革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在文天祥爱国思想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探索。

论司马氏代魏之原因

曹魏时期兴起的士族地主禀承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性,以大土地所有制、宗族势力、文化优势为基础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并形成“家族本位”的政治原则,在经济上以小农为主要兼并对象、形成强劲的兼并、扩张势头.由此构成以独占性和集权专制体制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皇权的内在矛盾:即集权专制与士族政治势力不断膨胀的政治矛盾和二者争夺小农的经济矛盾.皇权的稳固程度是与这对矛盾的激化程度成反比的.曹魏后期的曹爽改制以削弱中正权力为突破口,以加强皇权为目的,触犯了士族的根本利益,从而激化了士族与皇权的内在矛盾.司马氏正是利用了这一矛盾而以笼络士族为主要手段,改变了曹氏与司马氏间的力量对比,完成了代魏之举.因此,士族与皇权内在的深刻矛盾是司马氏代魏的深层原因.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内迁决策的程序与机制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寇不断进逼的威胁,为挽救民族计,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主动进行内迁决策。两校内迁决策的程序近乎一致,主要包括进行思想酝酿、校内达成共识和政府做出抉择三个阶段。但两校内迁决策的机制则不尽相同,基于决策组织的分析发现,两校均表现为层级式决策;而通过非制度因素的分析发现,在校内决策中,中央大学为专断决策,而西南联大为协商决策。通过考察两校内迁决策的历史发现,大学和政府在国立大学内迁决策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意志则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弗莱克斯纳与蔡元培大学职能思想比较研究

弗莱克斯纳和蔡元培大学职能思想的最大差异在于对大学服务社会这一职能的态度。弗莱克斯纳和蔡元培的大学观均受德国学术本位思想的影响,但是落脚点不同。弗氏倡导的是个人本位的教育价值观,而蔡氏则提倡社会本位的教育价值观。

论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

文化选择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西南联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创造的奇迹,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就在于它通过正确的文化选择,创造了一种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所认同,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融合中西教育思想的教育范式。这种教育范式体现了先进性与适切性的统一。

政治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民族院校培养民族人才特定办学功能的历史演进与形成依据

民族院校因其区别于其他普通院校的“政治”与“民族”属性,在培养人才方面具有特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为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服务。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民族院校从创立之初即以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为首要重任,并经历了政治干部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再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的不同主导目的时期。民族院校培养民族人才特定功能的对象观、去向观、类型观在历史演进中具有不同的变迁特征,在其转型之余甚至引发了社会对这一功能是否独特的质疑。社会环境作用机制与高等教育内在逻辑的博弈,要求民族院校培养民族人才特定功能需在变迁中寻找新的平衡,从而不断满足社会与民族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