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政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土地流转政策则是实现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利用熵值法从农业禀赋、生产水平、绿色程度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共四个维度构建农业发展质量指数,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土地流转政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流转政策促进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且该影响在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其影响机制主要为促进农业适当规模化经营和保护耕地。因此,政府应当继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土地流转的进程,但同时也要根据地区发展差异采取相关配套措施。

自然灾害的直接与间接损失评估——基于“交换权力”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各国政府对与灾害产生的经济损失越来越重视。但是经典理论着重于从经济方面来直接评估灾害产生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忽视灾害对于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交换权力"的破坏与衍生问题。文章通过引用"交换权力"理论,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法以"交换权利均衡"来探究新的灾害评估方法。

产出缺口还是规模效应: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数字经济在成为增长新动能的同时,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间数字化发展的不平衡亦会通过要素再配置对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产生新的影响。本文基于结构转型理论,利用2011—2021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粮食安全存在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随着粮食生产数字化会得到缓解和逆转;该影响的主要作用机制是“数字鸿沟”导致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和部门内的再配置,使得粮食行业受到“虹吸效应”和“投入非粮化”的双重冲击;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部门具有规模效应,弥合“数字鸿沟”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粮食安全的冲击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农业禀赋优越地区更加显著。基于此,本文从农业数字化补贴、粮食作物多样化以及土地流转等方面为加速农业数字化转型,保障粮食安全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土地流转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土地流转作为中央农业农村改革的重要问题,受到政府和农户的广泛关注,而粮食安全一直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本文意在评估土地流转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分析土地流转政策对粮食生产和安全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地流转政策显著提升了人均粮食产量,保障了粮食安全,且该政策效果在降水量多的地区样本中更加显著。人均播种面积是土地流转政策影响粮食生产和安全的重要渠道。本文从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角度为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政策提供了政策建议。

农业减税降赋对经济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来自取消农业税的证据

本文将取消农业税作为农业减税降赋的准自然实验,从工业发展、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转型三个方面衡量经济现代化,通过构建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取消农业税对经济现代化的影响。基于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取消农业税显著促进了工业发展、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转型,推动了经济现代化;且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气候和农作物地区具有异质性;取消农业税主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推动劳动力转移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现代化。结论表明,农业减税降赋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未来应该继续通过惠农政策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同时,中国通过农业发展促进经济现代化的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践经验。

光纤网络规模对农村非农就业的拉动效应

本文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构建三部门就业选择模型分析在光纤规模达到门槛后农村居民在城乡间的就业选择,并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光纤规模对以个体就业为代表的农村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以及是否具有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光纤规模对于农村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拉动作用,且这一效果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其门槛值为0.23 km/km^2;同时,光纤规模与农村非农就业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直接进行OLS回归会低估光纤规模的影响;最后光纤规模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依赖于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且光纤规模还对其他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存在门槛效应。因此本文建议继续完善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光缆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并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制度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技术进步来自于创新,因而创新对于未来中国的经济具有重要影响。而技术的创新不仅来自于资金的投入与教育等因素,也受到制度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土地制度、职务升迁和通货膨胀等因素会通过增大技术创新的未来收益不确定性,从而抑制创新。而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明晰土地产权、规范土地合同的责任、重视政府政策的一致性以及保持稳健的通货膨胀率。

人工智能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

本文基于鲍莫尔成本病理论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结构性因素,并根据人工智能技术特点,分析了人工智能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问题的机理:一是人工智能可以作为"特殊劳动力",直接替代劳动者从事服务业工作,显著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劳动效率;二是通过"人机融合"促进劳动效率提高;三是通过平台效应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服务业市场效率。综合上述三种方式,人工智能有助于缩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采用2010-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GMM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生活性服务占比升高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占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由显著为负转为显著为正。为了推动人工智能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问题,促进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