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定、中国进口与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来自“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的证据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是国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本文以“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利用智利企业层面的数据,系统研究了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引致的中国进口扩张显著提高了智利企业的就业规模;中国进口扩张通过生产规模效应、制度成本效应以及产业链效应等机制显著提高了智利企业的就业规模,通过非贸易制度成本下降机制、产业链效应机制显著促进了智利内销主导型企业就业规模的上升;中国进口扩张不仅提高了智利国内技能劳动就业,还提高了企业女性就业的比重;“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引致的中国非关税贸易壁垒下降也显著提升了智利出口主导型企业的就业规模;当同时考虑中国出口和进口扩张的影响时,“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对智利企业就业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进一步扩大我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利于带动全球就业,发展中国家积极主动参与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是理性的战略选择。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社会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否受东道国社会资源禀赋的影响?在理论分析了以外商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经济效益及其与东道国社会资源禀赋的生产合作关系后,文章利用2004~2017年的跨国数据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以及对社会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以外商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对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不明显,对经济增长质量各构成指标的影响不同。在进行了交互项回归检验和边际作用检验后发现,社会资源禀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源禀赋能够通过不同传导路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作用经济增长质量;营商环境和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更能发挥社会资源禀赋的积极调节作用;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更大,但具体调节方向存在差异。

中国消费品进口占比的国际比较、问题与对策

消费品进口是满足国内消费升级、提升国内消费者福利的重要途径。自2004年以来,尽管中国消费品进口规模、消费品进口占比整体表现为增加的态势,但是,通过横向对比、纵向对比以及历史发展对比发现,现阶段中国消费品进口占比偏低。部分消费品的进口关税税率较高、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消费品境外消费数额庞大、进口消费品的国内流通成本和销售渠道问题是中国消费品进口占比偏低的主要原因。为了进一步提高消费品进口占比、促进消费品进口,中国应当进一步降低部分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水平,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口,降低进口消费品的国内流通成本,加快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提高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而降低进口成本、扩大进口规模,并释放国内消费者对进口消费品的需求。

内外资企业技术距离与企业创新水平——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双向调节效应

不同程度的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差距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如何?这种作用会因地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而改变吗?本文首先基于技术距离理论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重影响,理论阐述了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异质性调节效应。之后,本文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分别对全样本及分样本情况下内外资技术差距对创新的影响及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后发现,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差距对企业创新水平呈现抑制作用。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将使内外资技术差距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拟线性影响"凹"化。即在技术距离较小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能够有效缓解因技术距离扩大所导致的创新水平的下降;在技术距离较大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将进一步加剧因技术距离扩大所导致的企业创新水平降低。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经营环境将影响内外资技术差距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更高的金融发展程度和强度更大的企业竞争水平将有助于提升(缓解)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消极)调节作用。最后,在使用工具变量及替换衡量指标后,本文基本结论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