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置产簿的形成及其史料价值——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藏置产簿为中心

本文基于对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藏徽州文书置产簿的考察,指出将散件文书抄录成簿册之目的不仅是为便于检阅散件文书,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产权。置产簿不光有家族置产簿,还有非家族置产簿。置产簿的抄录并无固定形式。较之散件文书,置产簿有其独特而丰富的史料价值。

陶孟和笔名考

陶孟和是现代著名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也是“五四”前后至1930年代思想舆论界的重要成员,一生著述宏富,涉及社会、教育、历史、文化、经济、国内国际政治、心理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领域。考证陶孟和的笔名“明生”“AB”“梦和”,以及陶孟和以此三个笔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并考辨一些工具书中关于陶孟和笔名的错误,这对于研究陶孟和以及相关报刊和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史,都是不可缺少的。

晋商·温商 河东河西的感慨——明清晋商：耀眼的辉煌和悲壮的衰落

晋商“倒煤团”在本年大举进驻北京，去年注册资金超过1亿的温商强强集团因过度炒房遭打压，均使这两大经济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前者在走过几十年的低谷之后意图再度崛起，后者在风光全国成为传奇之后发展受制。晋商模式与温商模式，究竟谁能先找到自己的出路?

清代前期商人的社会构成分析

本文从等级和职业两方面考察了清代整个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本文认为 ,清代商人的等级构成包括了皇帝、宗室贵族、官僚缙绅、绅衿、凡人、雇工人、贱民全部七个等级的成员 ,职业构成则包括了自身以外的十类职业人群和流犯、乞丐等无业人员。清代商人的主要社会构成则是凡人等级中的农民。由于各等级、职业本身的性质 ,一些等级、职业人群在商业经营中的角色受到限制。清代商人社会构成的广泛性 ,是清代商业发展的结果 。

山西票号的总分号制

清代前期长途商品流通得到极大发展,由此带来了现金收解和清算债务的需要,也出现了大商人资本。山西商人本身规模巨大的埠际贸易需要进行资金调拨,同时自身又富有资金,有经营典当、账局这些金融机构的经验。由于这些优厚的条件,山西商人发明了专营埠际汇兑业务的票号,兼营存放款等业务。大约在道光初年(约1823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铺掌柜雷履泰将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成为第一家票号。票号的出现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本身利润又很丰厚,因而其作为一种新的金融组织很快发展起来,不久平遥、祁县、太谷富商也纷纷设立票号,形成平、祁、太三帮。19世纪60年代江浙和昆明也开设了几家票号,称为南帮票号。

明代漕船管理述略

漕运制度,是从水路转运各地田赋(粮食)供应京师百官俸禄军饷、宫廷消费的一种转运方式。明人何乔远曾明确指出:'运也者,朝廷所以禄百官,廪庶工,食宿卫士,饱关辅戎马, 国计之大者也。'漕运方式早在秦汉时就已经出现了。明代从永乐十三年(1415)罢海运,京师百费赖'一衣带之水'供给,保证漕粮如额如期达到北京成为明朝至关重要的军国大事,为此明朝制定了许多措施和制度。其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备,为历代所不及。

经君健先生对中国经济史学的贡献述略

经君健先生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简要叙述他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建设、清代等级制度、商品经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领域的学术贡献。

清末民初允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经营管理

允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宣统元年十二月,即公元1910年1月而非多数论著所说的1909年;注册于宣统二年三月,即公元1910年4月。民国7年允康公司是"合并于"而非"改组为"中华商立保险有限公司。允康公司创办人主要是江浙商人,多数创办人曾在中外保险公司任职,这对他们创办允康公司有直接影响。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为现任或离职官员,或是兼职,某些做法疏于防范骗保风险,这些都不利于允康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允康公司基本遵守了当时的公司法规定。除寿险外,允康公司还开展储蓄小保险等其他业务。目前所知允康公司共有13处分支机构,它已有分层营销的理念。

魏金玉先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贡献及其学术研究

魏金玉先生，著名经济史学家。1926年5月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中学毕业后曾在工厂做杂工、担任中小学教师。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51年7月毕业后进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53年9月由中国科学院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生班学习，1957年7月毕业。历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近代经济史组学术秘书，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编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文革前担任中国科学院支部委员。198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9年退休。

明代京杭运河的工程管理

京杭运河从明代永乐年间重新开通后，就成为明清两代最重要的湘北交通线，弘治时大学士李东阳说：“国家定都北方，东南漕运岁百余万艘，使船往来无虚几，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率此焉道”。尤其是供应百官俸禄、军饷、宫廷消费的东南漕粮也由此“一衣带之水”输达北京，因此，明朝视运河如命脉，十分重视运河的管理，“成祖迁都，讲求河政口益精详”，制定了详尽的规章制度来保证运河的畅通。本文试就其工程管理作一粗略的探索，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经济所90年发展回顾和未来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经济所90年发展回顾和未来展望”主题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封越健、魏众两位研究员主持。参加分论坛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高培勇学部委员,经济所原副所长朱玲学部委员,经济所副所长朱恒鹏研究员;1940-1946年间经济所前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在地四川宜宾市、翠屏区、李庄的父老乡亲;“文革”后期1969-1972年间经济所建立的“五七干校”所在地河南息县的父老乡亲;曾经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已故前辈的亲属;经济所所友、荣休老同志和现职同志。

论明代京杭运河的管理体制

京杭运河从明代永乐年间重新开通后,就成为明清两代最重要的南北交通线,尤其是供应百官俸禄、军饷、宫廷消费的东南漕粮也由此'一衣带之水'输达北京,使明朝视运河如命脉,十分重视运河管理,'成祖迁都,讲求河政日益精详',设立管理机构,制定规章制度,保证运河畅通。

学成文武 勋勒旌旗——明朝名将谭纶在蓟镇

有明一代,始终面临着严重的边防问题,尤其在中叶南北同时告警,东南沿海倭寇不断骚扰,北方游牧民族连年进攻,这就是明朝的'南倭北虏'问题。

九十年的奋进与荣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简史

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早成立的国家级经济研究机构,经济所由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两家研究机构经过改组、合并、更名,几经变迁发展而来。先后经历了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所的前身为1926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该部于1929年改组为社会调查所。1934年社会调查所与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组成新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50年改称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