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的“时差”——白桦派与厨川白村的影响

1.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时差"毋庸多言,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是亲兄弟,从出生到1923年的兄弟不和为止,他们关系不是一般的深厚。从小一同在三味书屋接受传统式教育,在青年时代兄弟俩先后到南京学堂学习,同样考取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留学了。留学日本期间也比较长,鲁迅则7年(1902-1909年),周作人则5年(1906-1911),他们都在章太炎的私塾里学习文字学,更加深了汉学修养。他们回中国绍兴时,分别是29岁、27岁了。可以说他们的成长环境和学问根底几乎是一样。不止日本留学时期,经过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时期也有很多思想上的共同点。直至兄弟不和为止。兄弟不和的谜团至今也没有彻底解开,但从此他们的思想渐渐走远了。

周作人与江户川柳——作为反礼教主义的猥亵论

周作人著文表现对江户时代的俳句的关心大概从1921年写的《日本的诗歌》开始。但据《知堂回想录》可推知从留日时期已产生兴趣。他不只对它的诗体，还特别关注它所描写的性爱表现。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关于汉译有岛武郎的《四件事》——从《现代日本小说集》所载译文谈起

鲁迅接受有岛文学这一问题,至今还引起不少专家的关注。把无法舍弃“死板的思维方式”,而终以生命作出代价的有岛武郎和1927年以后通过革命文学论争。

周作人与小诗运动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对诗体改革有两个贡献。一是发表《小河》尝试散文诗,二是译介日本俳句短歌尝试小诗。本文专门讨论后者即周作人在小诗运动方面的贡献。

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从白话诗到杂诗之路

1934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由林语堂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上海左翼作家的指责。之后,一直没有作打油诗。1940年,他却重新开始写打油诗,应该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被判为"汉奸",进南京老虎桥监狱,感到"假如用散文或白话诗,便不能说得那么好,或者简直没法子说",把打油诗易名为"杂诗",开始大量地写杂诗了。探讨周作人对杂诗持有如何意识与看法,从而进一步探讨杂诗的两种形式(七言绝句与五言古诗)之间的差异。

日本新村对周作人之影响再议

1917年,周作人受聘任北大文科教授,是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据刘半农的回忆,当年周留有浓髯,戴绒帽,俨然一副"俄国英雄"貌。话无虚传,留日时期周多次发表译介克鲁泡特金的英文著作。从周日记可知他曾对蔡校长要求到俄国留学。1918年周发表《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主要因为他对俄国革命的兴趣而写的。武者小路推动的日本新村运动里也可以看出俄国革命的影响。

周氏兄弟与东京--兄弟之间的文化体验差异

周氏兄弟留日体验有很多共同点,但仔细比较又有很多差异。要了解兄弟间的差异,须以"下町"与"山手"这两个概念来分析他们的东京文化体验。"下町"是代表江户时代的商人文化,"山手"代表武士(士族)文化。明治维新之后,江户改为东京,士族没落,"山手"文化被西方文化取代了。但"下町"文化还保留下来,一直到被关东大地震所烧毁为止。周氏兄弟主要在"山手"生活,吸收了西洋文化。但留日后期与日本妻子结婚的周作人还接受了"下町"文化,对永井荷风表示强烈的共鸣。从此可以看出兄弟之间的差异。

1923:周作人与“甘粕事件”始末

1923年9月1日发生的日本关东大地震及其引起的海啸和火灾造成了20多万人伤亡。天灾虽然严重,但日本军部趁机秘密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甘粕事件",给日本造成的政治灾难更为严重。周作人得知事件的发生立即发表了《大杉荣之死》,并指出这桩事件将严重影响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名誉,他的反应比日本国内媒体还要快。日本国内媒体虽指责右翼分子肇事,但日本法院对甘粕正彦却只判了10年有期徒刑(后减刑至3年)。"甘粕事件"后,周作人还关注了因"大逆事件"被逮捕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日本国家强权蹂躏人民的横暴提出了激烈的抗议。正因两次事件,周作人深悟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专制思想仍旧根深蒂固,从而改变了对日观。1934年,他开始阅读永井荷风的作品,对其所说的"东洋人的悲哀"产生共鸣,愤激之情也逐渐冲淡,最终被悲哀乃至达观所替代。

蒋光慈旅日前后的蜕变——《丽莎的哀怨》与《冲出云围的月亮》之故事结构比较

由于政治因素,学界以往对蒋光慈的末期作品《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评价不一,近期观念虽有所改变,但至今仍普遍认为后文是蒋光慈在前文受到批评之后＂有过则悔则改＂的作品。这一观点仍需事实的验证。本文试图阐明蒋光慈东京之旅前后的情况,从而分析两部小说发生题材蜕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