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拉版童话

王子和“后母”从此过上了快乐的生活。

乔伊斯的孤塔

本来它只是一座无名的小塔,迎着海,孤立在风中,是爱尔兰人为抵挡拿破仑率军入侵,沿着海岸线建起的防卫塔群之一。虽获保家卫国的伟大使命,但它从一开始已经失败——拿破仑到底没有来。而一百年后,1904年,它却迎来了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乔伊斯。在文学史上,他带来的震撼性革命并不比拿破仑的军事力量小。因为这个人,无名小塔被注入了生命。

隔着玻璃说爱你

横亘在恋人之间的阻隔无处不在。有形的,我想到的是两幕关于玻璃的电影场景,两个人分别隔着玻璃说"爱",隔着玻璃抚摸。其一是《八月照相馆》里,一个无望的下午。深知无法再在尘世里祈求爱情的韩石圭,某天坐在一家小店里,遥遥看着在街上执勤的沈银河。命运早已容不得他说爱。

文学也是一种宗教信仰——专访2002年度布克奖得主扬·马特尔

英国文坛至高荣誉布克奖去年颁给了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得奖作品《Life of Pi》述说一个16岁的印度男孩 Pi,在船难后跟一只唤 RichardParker 的孟加拉虎在海上漂流求生227天的故事,交织着人与自然、宗教与动物学的哲学思考。有书评谓:"这是一本令你相信上帝的书"。因为关乎信仰,而信仰从来很主观,所以很难说。然而,跟作者扬·马特尔相处下来,却很难不被他对生命的热情、尊重和幽默感深深打动。我会说,这是一本令你珍惜生命的书,自己的和别人的。《Life of Pi》,关键正在于 Life。

距离幸福还有几米?——幾米访谈

幾米著名绘本作家,原名廖福彬,台湾宜兰人,1958年生。"幾米"这笔名源自他的英文名"Jimmy"。曾从事广告设计、插画工作。1995年惠上血癌,1998年后专事绘本创作。作品包括《微笑的鱼》,《森林的秘密》,《向左走向右走》,《月亮忘记了》,《地下铁》,《照相本子》,《布瓜的世界》,《幸运儿》等,在大陆、香港及台湾深受欢迎。部分作品并已被译成英、德、法、日等多种外国语文。幾米的名字,跟绘本这门"创作",这几年间突然在台湾、香港和大陆冒起。许多人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启发和力量,书卖得好。

巴黎 侍应生

有一天,我将会想念巴黎的咖啡店,为的是那些侍应生。我多么喜欢他们。假如咖啡店是一座剧院,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观众,以一杯黑咖啡的价钱(从1.5欧元到4欧元不等),获编配一个座位(最好是临窗的,看得见阳光的影子),观看一场平凡但瑰丽的演出。在这里,我亲爱的邻座客人,我们都只是观众而已,

扫墓

我竟不知道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就葬在蒙帕纳斯墓园。法国人扫墓的日子是在十一月一日的诸圣瞻礼节,秋凉时分,不喧闹,顶多是携来一束花,在坟前静默一会,便把一年的思念慰解了。四月,"清明时节"的雨照样纷纷地在巴黎落下,某个天阴阴的下午,我带把小伞出门去,想去看苏珊的墓。这墓园躺着一些名人,入口处的地图清楚标示了他们的位置。萨特和西蒙波娃在第一行,白大理石的墓,干干净净的,只刻了两人的名字、出生和去世年份,惟一的装饰是偶尔有人来放下的花束或小盆栽。杜拉斯在同一行的另一边,1996年去世,距今还不到十年,墓却已显荒芜,青苔几乎把她的名字吞噬,得格外小心看,才不会把她错过。如果像波特莱尔、莫泊桑的墓那样立有高大显眼的雕像,就好找得多了。

墙上的名字

白的墙,密麻麻的黑字。是名字,而不是数字。这面墙,就叫"名字的墙"。名字成千上万,因为它们的存在,墙便有了生命,有了意义。墙立在玛黑区的"大屠杀纪念馆",一幢朴素的灰白色建筑物。说实在,这名字有点语病,大屠杀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致使我们必得"纪念"它,因而真正的"纪念",其实是念记在这场巨大命运漩涡里无声消逝的人。一个、两个、一万、十万、一百万、六百万。关于这场灭族的大运动,普世的印象往往聚焦于某一个特定数字,仿佛必得借助一个吓人的数字才能证明它的存在与毁灭性。

巴黎 巴黎女子

听说有个在法国住久了的美国女子写了一本书,教导她祖家那些整天吃垃圾食物的姊妹"如何像巴黎女子那样瘦"。把巴黎女子作为美学标准,想必因为跟美国妞儿比起来,她们实在集体轻盈优雅得多。不知道她在书里提出什么独门秘方,在我看来,要像巴黎女子那样体态纤瘦,说易不易说难也不难,首先是抽很多的烟,喝很多的咖啡,走很多的路,然后必须不断堕入爱河。美国作家爱德蒙·怀特(Edmund White)在(《巴黎晃游者》(The Flneur)里写到美国女人与法国女人的分别:"美国人认为人行道是无脸目的后台空间,而对法国人而言,这却是舞台本身……法国女人觉得她们一走上街头。

如果在香港,过年

年这么一下子就过去了,总觉得那气氛那心情还没有终结,就得匆匆收拾杯盘狼藉的一桌离愁,这是美国人常说的假期后忧郁症候群。只是岁月的车轮滚滚,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停下来,让人叹息。今年香港的农历年风景有没有不一样?有的。就是盘点一下去岁,在这城市连番上演的种种事情——在低谷之处还有更低潮,在明星坠落之后还有熄灭,自然会明白城里的人是如何迫不及待去旧迎新,如何抖擞精神过一个"新年",诚心希翼否极泰来,繁华再现。

恋恋小津

2003年12月,我让自己过了一段奢侈的时光。每天中午,安静地出门,走进漆黑的电影院去,出来时,天已漆黑。台北开始冷了,我扣上大衣,默默地踩着来时的路回家。

巴黎生死界

又来到巴黎。初相识的法国朋友爱问:您来巴黎多少次了这问题好像是说,一个人一生里总是要不断回返巴黎——他们认定你不会一去不回头。我从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两个巴黎》,说的是现实生活里的巴黎,跟人们普遍想象里的巴黎很不一样。有朋友听到我要去巴黎,说:"啊!多浪漫!"我赶忙说:"才不呢。"若整天只是泡泡咖啡馆、逛逛美术馆或到名店购物,巴黎当然够浪漫。然而一旦回到现实的生活,却有诸多的不可爱摆在面前。

追忆逝水年华

或许是因为电影,才开始迷恋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我永远只能在想象中遥遥触及的年代。如果在香港,那或许是王家卫。如果在巴黎,那会是杜鲁福(Fran ois Truffau)吧。王家卫的《2046》10月在巴黎公映的时候,到处得见梁朝伟拥吻章子怡的那张大海报,"东方酒店"的招牌就在他们头顶,幻化成一朵朵瑰丽的光晕,东方情调浓得化不开。今年5月狼狈赶赴戛纳影展招致恶评之后,王家卫回头又把片子重新剪接、整理了。

四月残酷美学

我宁愿相信,是诗人最先把季节的残酷提炼成诗: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糅杂一起,让春雨激扰着那些迟钝的根芽。荒原渺渺,诗人说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第一章即为:《死者之埋葬》。为什么偏偏是四月?在回忆与欲望交合的蔼蔼晨昏,当死亡如春雨落下,惊扰着鲁钝麻木的人心。四月,一部叫《受难曲》(Passion of the Christ)的片子在香港上演了。127分钟的影像,详细叙述了耶稣受难前的12小时:最后的晚餐,犹大出卖。

送别一位歌者

应该是凌晨的时分,电话铃声把我从睡眠中唤醒,V 沙哑的声音传来,告诉我她的死讯。(大半年前,也是这位友人沙哑着噪音告知我张国荣的离去。)我咿哦应了几声,复把电话挂了,回头再睡。半晌,才感应到悲伤缓缓罩上心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夜还没完全消退。

深宫怨

这城市此刻最受欢迎的电视剧集,不是《皆大欢喜》之类的饭后甜品——笑一场无伤大雅的笑,流几滴不断肠的泪,平平淡淡轻轻柔柔,一天就过去了——而是后宫妃嫔争宠、勾心斗角的《金枝欲孽》,戏名够直接,表面是金枝玉叶,温柔浅笑底下却藏着无穷无尽的欲望: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七月的热浪

听说今年七月是最热的七月。是什么基础上的"最"?说的不过是开埠以来的一百多年历史,以天文台的记录算"最"。七月在香港,不,应该不只是香港,到处都热得不成样子,热得"反常"。

花与蝴蝶

朋友 J 说,台湾是花与蝴蝶的岛屿。三月的台北,花开了。阳明山的第一期花季甚至已经到尾声,属于早春的花种如梅花、樱花、杜鹃、海芋等等,早已争妍斗丽过一场。天气时阴时晴,乍冷乍热,还不完全到梅雨时节,但是春天的气息已经无处不在了。想到春天的意象,就想起15世纪意大利画家波堤切利(Botticelli)的名作《春天》。那年夏天在翡冷翠的美术馆前排了半天的队。

鸽子与出土文物

有一天,台北的家飞来一只鸽子。它停留在阳台一隅,晾晒衣物的地方。我发现它的时候是早上,毛色灰灰黑黑混着一点白,看来风尘仆仆的样子,不知道是否已飞行了一段远路。起初我以为它受伤了,不敢走近,怕吓着它。它一动不动地,久久站于同一位置,对身外的世界无动于衷。我把一个塑料器皿装满水,偷偷放到它跟前。不久证明,它确实不打算理睬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每隔一会儿,我便放下手上的杂务,跑到阳台看望它,暗中盘算着,若它真的受伤了该怎么办,又想到我的阳台不是理想的长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