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遵循与创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代化、特色化发展,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加速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砥砺奋进、开拓进取,发扬革命精神,弘扬革命传统,从革命文化中汲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必须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在不断回答“历史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发展,为解决全世界、全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搭建文化沟通的有效桥梁,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大历史背后的大人物:沈亦珍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研究

沈亦珍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终生致力于中等教育事业发展。1938年,沈亦珍来到兰州任职于甘肃省教育厅,对甘肃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贡献尤多。这一时期,他助力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兰,建立永久校址;同时,任职该校外文系主任,推动了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此外,沈亦珍在担任教育部简任督学时,还积极奔走促成了西北师范学院在北京的复校,使得北平师范大学得以重回旧址。沈亦珍在甘肃教育史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初探

西北国际通道是抗战时期经中国西北地区运输外国援华物资、援华人员和中国易货物资的重要国际通道,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与运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学界对西北国际通道研究十分关注,现有研究对其基本概念如名称、路线、里程认识并不一致。文章依据通道地理位置及运输状况将其定名为西北国际通道;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报纸、期刊、书籍等资料,分析得出通道有三条线路,公路线起自今哈萨克斯坦萨雷奥泽克车站,终于兰州,航空线为阿拉木图至兰州,驿运线为印度列城至中国新疆叶城;以修建维护通道的新疆公路局、西北公路局等机构资料为依据,考订西北国际通道公路线里程为2934公里。

抗战时期《新疆日报》“中华民族”观念的书写与传播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成为有力支援前线的大后方和国际援华要道,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投身抗战,担负起支援全国抗战的重大使命。《新疆日报》作为新疆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主导《新疆日报》期间,以“中华民族”为题或主要内容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抗战宣传报道,不仅为巩固大后方,支援前线抗战,稳固边疆作出了巨大贡献,也进一步熔铸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

民国时期甘肃地震灾害及赈灾研究——以1920年海原大地震为例

1920年12月16日甘肃海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给本已贫瘠的甘肃以重创。由于多种因素,这次地震所带来的损失比发生同等强度地震的其它地区损失更为严重。中央政府救灾态度默然,救灾重任让渡于民间,各地方团体及地方绅士相继肩负起救灾重任,积极组织赈灾,使灾后损失降到最低。但一个健康的社会,赈灾需要政府的公共救济与民间的自我救助相结合,不论政府还是公民都应承担起使社会正常有序运行的责任。

抗战时期西北驿运事业研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伊始,国民政府为满足战时运输需要,解决海口封锁、铁路沦陷造成的运力不足,大后方交通运输落后于战争需要的矛盾,将1913年废止的传统驿站运输制度再次恢复,在全国范围内组设驿运机构,组织管理民间运力,发展军需民用物资运输。因着战时西北地区的重要性,该地的驿运事业亦被提上议事日程。西北驿运充分利用各地城乡、民间人力和畜力运输,以运输汽油、桐油、黄油、柴油、羊驼毛、军品及国防器材、钨砂、食盐、邮件、军用被服、药材、水烟等物为主,为抗战运载了大量军需民用物资,为战胜敌国和满足民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西北驿道的开发和管理也对后续发展西北交通运输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禁与不禁之间:民国时期青海禁政述论

民国时期,毒品在西北地区泛滥,青海也深受其害,但是与陕西、甘肃相比,青海毒祸较轻。"青马"军阀为了维护在此地区的绝对权威,树立所谓的"新青海",对禁绝毒品不遗余力。马麒、马麟、马步芳统治期间,青海烟毒种植灭绝殆尽,然贩运和吸食所在多有,一直迁延不绝。马步芳虽声称要将青海建成禁毒的模范省,一度法令森严,人人自危。然其自身的行为证明他的禁毒是无力的,民众对此敷衍了事,毒品不能彻底禁绝也就在情理之中。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吸食状况及成因论述

民国时期,甘肃吸食鸦片人数众多。据官方统计,吸食者约占甘肃总人口的3.21%,数字很大。追溯其缘由:种植是吸食的前提;鸦片的特殊药理性质,使吸食者认为能够补充"能量",减缓劳动紧张度;整个社会娱乐活动的短缺,吸食鸦片又成了打发余暇的有效手段;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常被当作疗疾治病的"药品"。从根本上考量,民国甘肃社会鸦片的普遍吸食是政府责任缺失,禁政推行不力的结果,是社会衰微、民气不振的一种反映。

亦有仁义: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在尽力播撒"上帝福音"的同时,对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颇为关注。他们积极兴建医院、诊疗所,培育地方医疗人才,治病救人不遗余力,甚而一些传教士为医疗事业献出了生命。传教士的行为多少改善了近代西北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减轻了民众痛苦,且一批西式医院和医疗人才的出现,将新的医疗技术和医患理念输入西北,为构建近代西北地区的新型医疗卫生体系作出了一定贡献。不可否认,传教士积极参与医疗事业有笼络人心,扩大教会影响,劝导民众入教之目的,但传教士秉持基督博爱惠施精神,努力治病救人所取得的成效应予以肯定。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与西北地区现代化——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军兴,华北、华南沦陷,举国震动。为保存中国高教实力,大批院校迁往湘西、西南和西北等内陆腹地。迁往内地的高校在努力求取生存之际,对迁入地的教育事业、社会建设和经济开发颇为着力推进。1939年肇建于陕西城固,后迁入甘肃兰州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承继北平师范大学之遗产,为西北地区培养了大批教育人才,且不遗余力为地方社会服务,诸如举办社教,开启民智,创建师资训练处,培养中小学教师,参与经济建设和政治民主建设等,均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对促生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省的现代化进程功不可没。

青海高等民族教育现状及对策探析

青海省是中国西部的民族大省。民族高等教育发展,不仅关乎着青海省经济、文化、教育的快速发展,而且对西北地区的区域发展,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笔者通过文献和实地调查研究,了解到青海省的民族高等教育尽管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诸如办学经费不足,生源基础差,师资力量薄弱,师资流失严重,教育结构不合理等等,这些现象严重制约着青海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怎样改变这种局面,本文也相应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民国时期甘南藏区毒品种植原因试探

民国时期,甘南藏区毒品种植、贩运猖狂,成为甘肃省乃至西部地区毒品泛滥的重灾区,影响地方社会甚巨。推究其因,藏民族大多以游牧为生,有尚武习气,鸦片成为其与外界交换武器的重要媒介;回、汉族莠民潜入藏区种烟贩烟,刺激了该地鸦片的产销;地方统治者囿于鸦片的高利润,强迫怂恿民众种植鸦片;地方政府在禁烟上配合不力,土匪莠民趁机偷种不已。在禁毒上,甘南藏区地处边缘,插花飞地众多,成为明显的"三不管"地带;地方武装薄弱,不堪一击;加之各种势力交织,县府、省府都无能为力。质言之,甘南藏区毒品泛滥是政府统治权力缺失,此地长期处于一种失控状态下的表征。

双重贫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成因析论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甘肃一度被称为"烟国",对甘肃社会的正常行进影响至巨。追溯其根由,鸦片种植最切要的因素是政府经济来源匮乏,借征收烟亩罚款挹注财政;其次,农家生计维艰,种植贩卖鸦片换取些许货币维持简单生活;进而,地方社会交通建设滞后,农家剩余农产品销售市场狭窄,而鸦片质轻价高,便于运输;同时广大乡土社会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可充当治疗疾病的"药品"。总而言之,鸦片种植泛滥是政府和农家双重贫苦状态下的产物。

宗教革新与反帝爱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省三自革新运动研究

新中国建立伊始,与西方国家联系紧密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得不在新政权之下做出抉择,若要求得生存,必须因应中央政府的政策,实行自治、自养和自传三自革新运动,彻底划清与外国的关系。基于此,甘肃省也展开了三自革新,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控诉和自我控诉。通过这场运动,一批违法传教士被逐出境,传教士创办的医院和学校被政府接办,天主教和基督教逐渐被纳入了新的政治网络之中,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国家政权得到巩固,民族尊严进一步提高。

建国初期甘肃省的禁烟禁毒斗争——兼与国民政府时期的禁政对比分析

近代甘肃省是中国西部毒品危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历届政府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了禁毒举措,但成效不彰,未能彻底根绝毒祸。新中国建立之初,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将百年毒祸涤荡净尽,体现了新生人民政权的高度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其所采取的诸如彻底实施土改、减租减息,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断绝以毒品谋利等措施标本兼治、决绝有力,为迅速禁绝毒祸打下了良好基础。若干措施对今天的禁毒仍有借鉴意义。

“青马”军阀统治与民国时期河西毒品泛滥

1931—1942年,"青马"军阀在甘肃河西走廊驻扎大量军队,为筹措军费,强迫民众种植鸦片,征收巨额烟亩罚款和摊款,河西烟毒由此泛滥,成为甘肃省第一大鸦片产区。在"青马"军阀的抵制下,河西"禁政"倍受阻挠,效果不彰。"青马"军阀之所以在河西为所欲为,是中央权威缺失,对地方实力派控御乏力所致。

县长难为:民国时期县级官员的艰难处境——以甘肃省为例

民国时期,县长在行使职权时受到多方掣肘,诸如地方军阀的控制、土豪劣绅的干预、更迭的频繁、行政经费以及薪水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县长在其任上很难伸展自如。由此执政往往敷衍应付,地方事务推进维艰,成为一个无效率的官员。本文以甘肃为例,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为民国时期地方社会失控、行政乏力提供另一个观察的视角。

论抗战时期甘肃工矿业开发成效不高的原因

抗战时期,甘肃的工矿业发展比较迅速,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这时期的工矿业建设,仍然立足于深厚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投资少,积累也少;同时,战争的紧迫,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国民政府的垄断摧残以及无长远的政策保障等因素,使甘肃工矿业建设一直处在艰难曲折之中。因而,甘肃工矿业总产值在整个甘肃社会经济乃至全国经济中,所占比例是十分微弱的,它的开发水平十分之低。

民国时期甘肃农村烟祸状况及社会影响述论

民国时期,中国西部地区毒祸甚烈。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毒品种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种植面积一度在57万亩以上,号称"烟国"。追溯其根由,政府经济来源匮乏,借征收烟亩罚款谋取厚利,以资挹注财政;农家生计困窘,种植贩卖鸦片维持简单生活;甘肃交通建设滞后,鸦片便于运输;鸦片也被当作疗治疾病的重要"药品"。毒品的大量种植,是地方政府和农家双重贫困状态下的产物,其造成粮食减产,地方手工业凋零,民众体质被摧残等严重后果,使原本脆弱的社会生态更行恶化。

政治仪式、民族认同与抗战动员--以西北民众献旗为中心的考察(1938-1945年)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各地政府机关、团体多次组织代表团向抗日将领和国民党要员献旗。献旗成为国难时期的特殊象征性行为,是体现威权体制、民族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抗战动员的有效操演和现代政治仪式。在献旗仪式中,国民党各级官员积极参与,借此强化其“党治”权威,形塑民众对“国家领袖”的个人崇拜,有效建构战时民众、政府、元首以及国家的良好形象,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与宣传。西北抗战大后方是支援抗战胜利的重要战略回旋空间,民众献旗作为全国献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北民众大力参与抗战救国的重要反映,是其国族认同与家国情怀的重要表征,对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粉碎日本分裂中国以及争取国际援助起到了积极作用。